作文的“情”与“理”孰轻孰重应当是没有定论的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但对于学习写作的青少年而言，“情”应当重于“理”

　 屈原、项羽、王昭君、岳飞等历史人物在近几年的高考作文中成了考生追逐的明星，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2003年满分作文《勿为情所障目》用屈原、岳飞因君王疏远忠臣亲近小人所致的悲剧，论证了“我们必须做到理智、清醒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勿以情障目，勿以亲疏论英雄”的道理。

　 2002年满分作文《无愧于心》通过叙写屈原选择“独清”舍弃“合污”、岳飞选择抗敌舍弃投降的史实，表达了“选择应无愧良心”的思想。

　 这些作文凭借作者的认识水平、语言功底得满分无可厚非。但是，将历史人物当做面团似的论据，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放之千文而皆准”的现象还是耐人寻味的。

　 让我们来看一位语文教师与一名考生的对话。

　 师：以“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为话题写作文难吗？

　 生：不太难。我举了4个例子：齐威王听取邹忌讽谏不轻信身边左右而“战胜于朝廷”这个正面例子；唐玄宗偏信李林甫、杨国忠等人而导致安史之乱这个反面例子；王安任用内讧的儿子导致破产的现实例子；还有国家关于高级干部亲属不得在身边工作的规定。古今中外，正面反面，全都有了，不说54分，48分少不了啦。

　 师：除此之外，这文章还有别的写法吗？比如你自己有没有体验过亲人、老师、同学偏爱了你委屈了你等等感受？

　 生：有啊！比如我爸，在我小时候和邻居小孩闹矛盾后，总认为是我的错，大声训斥我，有一回还打了我。当时我恨死他了，心里想做别人的儿子就好了。不过，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跟别人打架不能受欺负，不能让对方家长来告状。那时我觉得我爸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挺难理解的。现在觉得他也有宋国富人的心理，只是表现不一样罢了。

　 师：那你为什么不写这些内容呢？

　 生：没有鲜明而深刻的主题，风险太大。还是写证明式的文章好。

　 好个“证明式的文章”！原来写文章就跟求证一道数学题一样：已知A、B、C，求证A＋B＋C＝D。

　 这种轻视情感抒写而看重理性证明的写作习惯，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生从小接受了“挖掘材料、升华主题”的作文指导，事无巨细，一定要提升到一个理性的层面上来。写同学间交流的喜怒哀乐，必然联系到友谊的高度；写社会上的正邪明暗，定会注意辩证分析；即使写业余爱好，也忘不了与前途理想挂上钩。二是作文命题常常重理轻情，预设主题，学生只要用事例、数据等材料演绎它、图解它、证明它即可，所谓因意造象是也。三是作文评价重“虚”理轻真情。

　 某学生高考结束了，给他要好的朋友甲乙各写一封信，写给甲的信回顾过去的生活、憧憬未来、鼓励进取；写给乙的开开玩笑，叙述开心的事，约定时间到哪儿旅游。这两封信要是拿来评分，不说有天壤之别，甲比乙高是肯定的。可乙文确实更符合同学真情，而甲文的“虚”理也是明摆着的。这样带来的后果不仅是作文形式的程式化，更严重的是作文失去了情感体验、独立意识、自由精神，思想复制、观念“克隆”便不可避免了。

　 其实，听一听某些成年人在正经场合的讲话，看一看某些媒体的应景报道，他们不也在演绎和图解主题吗？这就难怪学子们为什么也会克隆思想和作文了。

　 作文的“情”与“理”孰轻孰重应当是没有定论的，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但对于学习写作的青少年而言，“情”应当重于“理”。动之以情方可言之有文，文情并茂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在情的前提下，情促理来，理缘情生，那当然又是一种境界了。

　 如果我们命题的时候，能将引导考生抒真情放到突出地位，那么就应当增加题目的情感色彩而弱化理性特征。比较“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前者只能论证而后者更能触动心灵；比较“战胜脆弱”和“我的财富”，前者是预设主题而后者有发挥的空间；比较“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和“父辈”，前者重在二者关系而后者可以多角度叙事抒情。这六个命题全是高考作文题，从“情”与“理”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更欣赏有“情味”的命题。

　 如果我们指导学生作文将“写情”放在“证理”之上，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而不是设置一个主题。情感体验当然需要筛选与升华，筛选与升华的结果就成了文章的主题，但这个主题跟预先设置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

　 我们在品评作文的时候，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欣赏有理性大气的文章但不能要求人人都大气，细微的情感体验中也可能蕴藏着人生哲理。内容、语言、结构要评价但不可求全责备。青少年就是青少年，他们不是成熟的作家和理论家，文意的稚嫩情有可原，灵动的表达应当得到肯定。我们要将多情的眼光投射到有情的文章上，多展示有真情实意、“我手写我心”的作文，形成一种舆论风气，以改变目前生活作文耐看而考试作文难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