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这一天别有一番意味。

　 在清华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着中日关系、日本文化界成立“九条会”的动因和现状等问题，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平和、理性的对话。

　 屋子外却是另一番情景。

　 这一天，新浪、搜狐、网易三家门户网站上，反对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签名总数已经超过1100万。又有消息称，日本文部省已审定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书中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请教，现在中日关系很糟，我们怎么做，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起来？”日本“国宝级”学者加藤周一一开口便这样问在座的中国人士。

　 “只要有体力，我就要抗争。”

　 事实上，这位眉发皆白的85岁老人早已就此开始了行动。这位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说”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此次来华，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日本“九条会”成员。

　 “九条会”由加藤周一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剧作家井上厦、作家小田实等九位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于2004年6月组成，旨在捍卫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没有“交战权”。这一条款写道：“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久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了实现前项之目的，将不再保存、持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斗力，将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和平宪法”从1947年开始实施，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修改这一条款的企图却从没放弃过。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而为自民党，便意在修宪。

　 1955年1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的鸠山一郎第三次组阁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修宪，但在国会中遭到失败。1957年2月，岸信介出任首相，他试图以重新解释宪法的间接办法达到修宪目的，但3年后，他在战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被迫辞职。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上台，他在《我的政治信念》一书中写道：“日本必须修改美国所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一贯的信念。”但也被巨大的反对声所淹没。

　 “日本走和平的道路还是战争的道路，宪法第九条起决定性作用。”东京大学教授、“九条会”事务局局长小森阳一说。

　 然而，1994年之后，以社会党、日本共产党和工会为主的传统护宪势力逐渐衰弱。据小森阳一介绍，从那时开始，日本的一些大媒体如《读卖新闻》开始制造只有修改宪法日本才有出头之日的言论。呼吁护宪，变得越来越困难。及至1995年后，一直呼吁护宪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也逐渐放弃了原有主张，“护宪一下子变成少数派”。

　 当修宪与护宪的斗争进行到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要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且把自民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当作修宪的时间表。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保守势力的壮大，日本国内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读者调查显示，反对修宪的民众比例逐年下跌。

　 日本的举动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警惕。

　 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位德高望重的日本知识分子成立了“九条会”。

　 “他们是清清楚楚认识到现实，这才拼出了老命。”小森阳一说。

　 成立当时，“九条会”的9位成员，平均年龄76岁；最年长者为前首相夫人三木睦子，88岁；最年轻者为大江健三郎，70岁。

　 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必须获得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半数以上选民的支持，才能修宪。

　 而目前的众议院，约90％的议员不同程度地支持修宪。小森阳一说，“九条会”旨在与修宪势力争夺选民，“在社会上培养广大民众势力以反对修宪”，“制造一种对抗的力量”。

　 加藤周一与“九条会”的其他老人们，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已跑遍了日本由南到北、由东至西的主要城市。据小森阳一介绍，每场演讲吸引的听众不下3000人，最多一次是在横滨，超过5000人。

　 小森阳一承认，这是一场少数对抗多数的抗争，“胜算只有20％”，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朝着百分百成功的方向去努力。

　 “只要有体力，我就要抗争。”加藤周一说。他拄着拐杖，戴着助听器，佝偻着，脸上布满了老人斑。

　 “‘和平宪法’第九条，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相关。”

　 小森阳一是又一位行动者。这位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东京大学的著名教授，3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全国各地的集会里演讲。在2000年到2001年的“教科书事件”中，为了阻止日本各地政府采用由文部省审定的新历史教科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小森阳一在全国50个地方进行了不下500场演讲。

　 “一年才365天啊。”他说。那次，新历史教科书最终没有被采用，他参与发起的这一大规模运动，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该次斗争的经验基础上，小森参与发起了“九条会”，任事务局局长。在“九条会”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许多“九条会”，如“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等等。成立于今年2月的“女性九条会”，由16位女文化人发起，得到约500人的呼应，包括著名演员吉永小百合等。从都、道、府、县到乡村，各行政区划层级，都成立了与之呼应的“九条会”。

　 这次“九条会”成员到北京来，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北京演讲是他们在本国演讲的延续。他们告诉中国人，除了右翼势力，在日本还有另外的声音顽强存在。

　 小森说，“九条会”不是让这些著名人士通过媒体，对着一个“抽象的、模糊的”大众讲述理念，而是到现场去，与听众面对面，“直接地”、“清晰地”把自己的主张传达给每个在场的人。

　 “我对每个听我演讲的人说，请你把这些话告诉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再告诉朋友的朋友。”小森说，“让每个人都要成为媒体。这样，其影响力是有决定意义的。”

　 “大象一只脚可以轻而易举地踩死一小堆蚂蚁，但是如果蚂蚁非常多的话，大象就没有办法了。”小森说，“我想进行这样的运动。”

　 小森的“战斗”是从他的本业出发。作为一名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在小森看来，“政治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文学问题”。

　 “我决不允许用语言去表达谎言。”小森说，“九条会”的这场护宪斗争，在小森看来某种程度上是话语斗争，右翼势力惯用简短、标语式的语言来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九条会”则要在与民众的面对面交流中，破解这些谎言。

　 “以煽动民族主义来维持政权，现在在日本很有市场。”小森阳一说，“但这种方式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这位身材矮小、但行动果决的日本知识分子此次把“九条会”的理念带到中国来。他说，捍卫宪法第九条，如果说是为了世界和平似乎太宽泛，但至少决定着东北亚地区如何维持安定。

　 此前，他在清华大学演讲，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相关。”

　 “现在右倾保守化背后的文化动因，与‘15年战争’是一样的。”

　 这是加藤周一第七次来中国。1950年代，他便参与了亚非作家会议，冲破当时种种阻碍，与中国作家友好交流。1971年，他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代表团成员访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我们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位耄耋老人说，“这次能到这里来，是对一个85岁的老人强有力的鼓舞。”

　 这位日本文化巨匠，在大学里修的是医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是，“医学只能救一个人，而文学可以拯救一个民族的心灵”，加藤周一说，在这一点上，他极其赞同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选择。

　 回顾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为止的“15年战争”，加藤说：“通性的解释从来都说某些政客是坏的，日本国民是好的。我认为不对，因为只有某种结构性的存在，战争才会存在。应该说，是社会文化的结构本身有问题。”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加藤曾去广岛进行医学调查。面对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这位医学博士却无能为力。这更促使他去思考，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弃医从文的他后来找到了答案：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是背后主要的文化动因。一如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加藤周一也持久而尖锐地批判日本集团主义文化特征。

　 加藤说，这种集团主义文化会压制不同声音，如果有人反对集团原则，便会遭到质问：你是日本人吗？“15年战争”中，一些反战人士遭受到开除教职之类的迫害，便是集团主义走向极端的例子。也正是这种极端的集团主义，使得这场战争中日本社会能够紧紧围绕在天皇周围，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国人的歧视，也导致了对待本国人和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同样地，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右倾保守化，其背后的文化动因，依然主要还是这种集团主义。“现在右倾保守化背后的文化动因，与‘15年战争’是一样的。尽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已去世，但是，文化的要因依然存在。”加藤说。

　 值得一提的是，加藤如今的处境，与“15年战争”中的反战人士颇为相似，同样是少数对抗多数。也许，对加藤而言，参加“九条会”，何尝不是对抗集团主义的抗争？

　 “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称赞集团主义，而是来埋葬集团主义这一日本不良的文化特征。”老人在北京的演讲中说。

　 作为日本“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加藤清醒认识到，“超越政治这一点，在现实中，政治家做不到。因为只要是政治家，便受到政党、某个利益集团甚至国家利益的限制，就被这些利益捆绑起来。而知识分子呢，他可以超越这些组织，甚至超越国家，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判断事物。”

　 “只有知识分子能做到这一点，并且，知识分子必须做到这一点，”加藤说，“不为民族主义、不为国境所限制，去思考能为人类做什么。”

　 这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关系到东亚的和平。

　 3月30日上午，加藤周一、小森阳一、岛村辉等日本“九条会”成员在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汪晖、格非以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举行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民间对谈。

　 这次对谈是在中日关系特殊背景下的一次重要民间聚会。

　 “刚才加藤周一先生问，‘我们怎么做，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起来？’我要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提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请问加藤周一先生：我们能做什么？”卢跃刚问。

　 老人敏捷地接过话头说：“我注意到你用了复数的‘我们’。要把复数的‘我们’还原为单数的‘我’。只要不断强调单个的‘我’，就可以派生出更多的‘我’来。”

　 “未来的情况会很糟，但要战斗到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加藤周一说，“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为了避免武力解决纷争，我们在日本成立‘九条会’，”加藤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而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允许我这样一个老人说一个希望的话，我希望对中国的年轻人说，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理解对方国家，当然也要理解自己的国家。中国既然对亚洲负有责任，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抱着理解的心态来看日本。把日本看成是灰色的。什么是灰色的呢？比如说，我们把喜欢战争好勇斗狠看作黑色，把像瑞士这样的纯粹和平国家看成白色，那么日本这个国家，哪一面都有，不要用单色来看日本。从中国看日本，不要把它看成纯白纯黑，而能看到好多面。反过来说，中国也一样，中国也不是天国。看自己的问题，也要用客观、各方面的角度来理解。对中国、日本都不要用那种绝对好或绝对坏的绝对判断，而是综合地看。这样去理解对方，也这样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