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初，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因病回国，行前，上海墨海书馆老板麦都司委托他为书馆招聘一名印刷工。不久，理雅各就见到伟烈亚力，惊讶地发现，这个出身寒微的小木匠竟懂汉语，当场测试，水平不低，于是保送他学了半年印刷术。转年，1847年4月6日，伟烈亚力登上驶往中国的英国“君主号”客轮。谁也未曾料到，这个英国来的“青年鲁班”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传第一波的弄潮人。

　 经143天航行，“君主号”于8月26日抵达上海。此后几年，伟烈亚力默默无闻，倒是与他同船到达中国的那台巨大的圆筒式印刷机，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当时在墨海书馆担任编辑工作的王韬描述道：“这台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宽三尺，两边有很沉重的大齿轮带动机轴，以老牛为动力……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简便高速，一天能印刷4万页纸。”中国知识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诗人作诗咏赞：“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此前墨海书馆主要印刷《圣经》等宗教书籍，伟烈亚力使出版方向产生重大转移。1850年，他开始组织翻译科学书刊，李善兰等一批中华才俊进入书馆，成为“秉笔华士”，与西方传教士一起，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翻译小组，译出第一批西方科学著作。如数学，既有中国数学家们渴求250年的《几何原本》全译本，也有学习西方数学的入门之书《数学启蒙》；如物理学，既有通篇只有14页的科普文章《重学浅说》，也有包括运动学和动力学、刚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在内的力学专著。其他诸如生物领域的《植物学》，医学领域的《西医略谈》、《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科普领域的《博物新编》和《六合丛谈》，都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开拓之功。其中《六合丛谈》可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份科普月刊。

　 这些工作，说来容易做来难。当年的译书模式，洋人口译，华人笔述，一个术语，双方反复切磋，方成定论。口译者要传达精确，笔述者不可稍有脱漏。当年的译书者把译书过程称为“煎熬”。在汪晓勤著《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一书中，著者“收集了伟烈亚力的英汉数学名词表以及后来我国历次编订的词汇中与之相应的名词，藉以说明伟烈亚力在统一数学名词方面所作的贡献”。结果是伟烈亚力与李善兰所创造的389个数学名词术语，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1956年定准并继续为后世沿用的比率分别为：代数学，44％；解析几何，50％；微积分，65％。仅此一项，伟烈亚力足以名垂中国科学史。

　 翻译小组以伟烈亚力为中心。王韬曾说，数学这玩意儿，他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但通过与伟烈亚力一起工作，“校对西书的余暇，经常向他咨询请教，终于懂了些数学知识”。王韬是狂士，这么谦虚的话，他很少说。另一位狂士是李善兰，晚清数学天才，一双醉眼，看得起谁？但他说伟烈亚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其领导下的翻译小组中的西方人“皆通达渊博好学深思之士”。

　 长相交往，洋人华士结下深厚友谊。上海开埠时，条约规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为断，不得在外过夜。”翻译小组却屡屡无视禁令。于醒民先生《上海，1862年》一书中载有一事：李善兰与书馆传教士艾约瑟结伴畅游西湖，杭州居民惊骇不已。县令一怒之下，将艾约瑟驱逐回沪，将李善兰抓回老家海宁“管束”。李善兰献诗知州：“游山不合约波臣，奉遣还乡判牍新。刺史风流公案雅，递回湖山一诗人。”竟然感动了知州，李善兰这才得以回到墨海书馆。至于伟烈亚力，本职工作终归是传教，也曾违禁外出布道。1853年6月，他化装成华人到了苏州，被怀疑是太平军派来的奸细，一顿暴打，连假辫子都给揍掉了。

　 伟烈亚力的另一贡献，是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介绍给西方，其用心公正无私，受到中西学人一致称赞，他本人也成为欧洲著名汉学家。他晚年回归英国，华夏友人沈毓桂以诗送别；“抱道来华三十年，书成微积与谈天。重洋跋涉休嫌远，赢得才名到处传。”1887年2月6日，伟烈亚力在伦敦去世。此前他已双目全盲，神志不清，但只要身边有人提到中国，他的脸上便会抹有一丝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