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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史:公众视线之外的残酷历史
2005年08月29日

本报记者 桂杰

  访谈嘉宾:

  王旭东

  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瘟疫史》两作者)

  张智慧(疾病控制研究专家)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近期暴发的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瘟疫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一次次给我们的生活投下阴影。有人说,瘟疫有可能是改变世界进程的最关键性因素之一,它对生命的伤害甚至远大于世界性战争。的确,看一看猪瘟、鸡瘟、牛瘟、果子狸瘟,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感到陌生的黑死病(鼠疫)、炭疽病、麻风、黄热病……哪一次瘟疫不让世界惶恐不安、措手不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前推出的《世界瘟疫史》,记叙了重大疫病的流行带来的灾难,以及从古至今人类抗疫的漫漫历程,阐述了疫病流行和人们的抗疫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另类,瘟疫史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知识的盲点,这本书为我们照亮了人类眼光有所不及的一些角落。

  疫病的确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疫病仅仅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里的寥寥数笔点缀,充其量也不过是此类活动后果的附属品

  记者: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被人们记录下来,并作为一面镜子供后人借鉴。然而有人指出,被关注的历史事件绝大多数属于政治、经济、军事类,其次是科学技术类,再次是文学艺术类,而对于自人类出现起便与之共生的、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疫病事件,却鲜有详尽记载或完整呈现,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作为历史学家和医学专家,你们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旭东:正如一些人指出的,疫病的确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疫病仅仅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里的寥寥数笔点缀。长期以来,我国专注于史学角度的疫病研究和著述较少。医学家们有一些专门著述,但这也大都局限于医学临床角度。到20世纪中晚期,国内外史学家开始将历史研究的视角转向了疫病本身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上,国外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史学著作,较为典型的有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等。现在,瘟疫或疫病正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对象而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孟庆龙: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灾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瘟疫的流行过程以及应对和防治措施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历史学者,可以从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对疫病史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因此,疫病史不但不会再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而且也会在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社会史等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张智慧:高等医学院校在教授流行病和传染病学的时候,绪论或总论部分都有关于瘟疫发展历史的介绍,专业的医学人员对此应该有相当的了解。此外,文学方面,也有一些著作涉及传染病,比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中对于茶花女的描写是“疾病的消耗显得身材苗条”,其实,茶花女得的是结核病。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写瘟疫,《世界瘟疫史》开阔了普通读者的视野。当今,很多新发现的瘟疫如非典、人感染猪链球菌等不断出现,老的瘟疫如结核病、梅毒等死灰复燃,整个民族都需要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至少对于瘟疫有常识性的了解,以便减少人们的盲目和恐慌。

  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流行时往往感到茫然,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在短时间内从历史知识储备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借鉴

  记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也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疫情,公众对最近流行于世界的非典和禽流感等重大疫病给予高度关注。但是,公众对于瘟疫的相关知识却比较欠缺,尤其对于世界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瘟疫、特别是它们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很多人更是所知甚少。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瘟疫史》对于公众了解这条历史脉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王旭东:的确如此。在我国的历史教学中,绝大多数学生的知识结构都缺少疫病史这一块。事实上,疾病和人是共同存在的,人类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有疾病相随。人类面临疫病威胁时,其实也就是面临着生存危机。自从人类形成起,也就开始了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疫病同人类的相互关系,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历史研究如果对事关人类生存本身的方面不进行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学也就是残缺的了。从这个角度看,能把疫病尤其是瘟疫的基本历史情况作个较为细致准确的揭示,这也是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的事情。

  孟庆龙:目前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社会教育中,由于在疫病的知识层面上比较欠缺,导致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流行时往往感到茫然,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在短时间内从历史知识储备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借鉴,才会出现“非典”时那种抢购板蓝根、喝醋,甚至相信吸烟可以增强免疫力等显得有些无知、甚至愚昧的奇怪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是个医学概念,而瘟疫或疫病则属于文化概念,仅从医学角度研究瘟疫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研究者,我想知道你们在《世界瘟疫史》的写作中,选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切入?

  王旭东:瘟疫史或者疫病史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是个医学概念,而瘟疫或疫病则属于文化概念。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瘟疫所涵盖的内容比疾病更丰富。医学家是从病理角度对疾病包括传染病进行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的,而史学家则把瘟疫或疫病看成历史事件或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要素,力争从这一基点出发去揭示人与自然即包括人和人、个体人和社会、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在内的诸多关系。就此而言,仅从医学角度研究瘟疫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瘟疫的历史,其必要性又在哪里?

  王旭东:当人们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涉及当代社会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忽略无时不在的疫病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重要因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倘若疫病这样一个小到社会细胞,大到社会整体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危及根本生存的问题,在历史中都无以为鉴,那如何谈得上知兴衰呢?为此,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发掘、审视、剖析并且多角度、全视野、跨领域地探讨历史上的疫病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古代史书关于疫病记载客观上有一个含糊的问题,往往是一两个字“疫”或“大疫”,更深入的疾病内容则无从查考

  记者:在《世界瘟疫史》一书中,我们没有看到单列章节来讲述中国所发生的波及世界的重大瘟疫,尤其是20世纪以前的情形,同时,在书后附录的“大事年表”中,列入其中的与中国相关的条目也很简单,只有“约公元前200年,《中国神农本草经》”、“1989年,中国西藏江达县爆发20世纪下半叶最严重的肠炭疽”和“2002年11月至2003年,中国暴发非典,呈世界范围流行趋势”等几条,对此,你们在写作过程中是怎么考虑的?

  王旭东:单就中国而言,久远的文明史中疫病理应不少。但考虑以下几点,我们没有将其都收入大事年表。其一,本书大事年表并非独立的世界瘟疫史年表,而是文明史、医学史和疫病史混合的年表,列于书后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本书涉及的相关历史线索脉络,以及疫病同重大文明变革之间的关系。其二,考虑到篇幅问题,仅从本书角度挑选一些标志性疫病作为选入大事年表的基准点,并非把平衡作为标准。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古代史书关于疫病的记载客观上较为含糊,往往是一两个字“疫”或“大疫”,而西方的资料记载得更为丰富,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便留给后人非常详尽的文字描述。

  张智慧:我特别注意到《世界瘟疫史》的正文里仍有很多中国的内容,不论瘟疫流行还是抗疫防病,在相关章节如麻风、鼠疫、霍乱、天花等都有对中国的论述,还包括对杰出人物的介绍。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于瘟疫的记载是相当多的,如《春秋》里记载:“国人逐瘈狗”,即打疯狗的意思,可推断当时暴发了狂犬病,而明朝时期,医学家吴又可专门写了《瘟疫论》一书,对于传染病提出了独到见解。应该说,关于中国古代瘟疫,我们现在缺少整理和研究。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虽然有很多瘟疫是地区性的,但情况之严重却让世界震惊。比如1910年,东北的鼠疫大流行;还有1989年上海流行甲肝,居然有32万人遭受传染,影响波及全国。我想,这些足以写进中国和世界的瘟疫史中。所以,书中有关中国瘟疫部分内容的不足,可以说依然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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