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协力工

    2010年12月31日，北京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1摄氏度左右。刘丛裹挟在人群中，满腹心事。他原本打算回河北廊坊老家过新年，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家娱乐公司招聘助理的广告，决定先去试试。

    25岁的刘丛2008年9月作为“协力工”被招入首都钢铁集团京唐钢铁有限公司，同年11月7日来到首钢型材轧钢厂做钳工。

    协力工是劳务派遣机构向用工单位输送的顶替定员岗位的人员，是首钢等钢铁企业内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有的地方也称为“外协工”、“轮换工”，实际上是一种劳务派遣。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派遣协议，劳务派遣机构和协力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机构按照合同约定，向协力工提供人事行政、劳资福利、后勤保障等服务。首钢在搬迁调整过程中，一部分人去了新基地，北京地区生产骨干短缺，为稳定经营生产，通过不同劳务派遣机构招收了一部分协力工。

    “协力人员已占到一线操作工人的40%以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首钢第二炼钢厂在2009年4月提交的党建和思想文化创新成果申报表中这样描述。

    刘丛说自己心气一直很高，高中毕业上技校后，考了很多证：机修钳工（中级）、数控车床工（高级），以及金属焊接（切割）作业、电工作业等。“做协力工我也辉煌过”，刘丛说，2009年5月，他获得首钢设备维检中心的年度模范协力工；2010年10月，他又升为钳工班组长（副班），每个月能多领800元，“这可都是凭本事干出来的”。刘丛听说如果干得好，协力工将有3%-5%的转正名额。

    转正的机会还没来，就等来了停产。2010年12月底，随着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停产，包括约4000名协力工在内的2.2万人面临着分流安置，首钢方面确立了11项分流安置渠道。其中包括建立协力工补偿奖励机制，并向其他单位推荐素质高、表现好的骨干协力工，帮助他们走上新岗位。

    同为协力工，23岁的韩英华已做好打算。

    韩英华四年半前从技校直接来到了首钢第三炼钢厂。读电工电子专业的几个同学对首钢了解不多，“我们只知道邯钢，老师说，跟首钢比，邯钢不算什么”。一家老小听说韩英华能到北京，到首钢工作，都很高兴，“村里的哥们都挺羡慕我的”。

    三炼钢停产后，韩英华到第二炼钢厂继续做一名炉前工。如果不是停产，韩英华觉得这份工作还挺好。虽然脏了点儿热了点儿，但不算太累，月平均收入1800元左右，赶上过节加班有时能拿到2400元，“不过学不到什么技术，这些技术一出钢厂就没用了”。

    得知工厂停产，家人催韩英华先回家把婚结了。“在老家结婚要给彩礼，三万五，辛苦攒的钱就都搭进去了，又得从头开始。”韩英华有自己的打算。停产前，利用大休班，韩英华和老乡去河间考察了驴肉火烧店，6000元可以加盟，管吃管住，学会为止。“这几年攒的钱加上赔偿金，够在老家租个门面开个加盟店的了。”韩英华不喜欢北京，“人太复杂”，如果驴肉火烧店开不起来，他就先在老家的钢厂找份工作，“在那儿是正式工。”韩英华的目标是男人三十事业有成，“不见得有多大的事业，买辆QQ，开个店，盖个房。”

    2010年12月19日深夜，最后一炉钢出炉后，灯光昏暗的休息室里，腼腆的韩英华突然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一旁的工友哄笑他多愁善感。这与他平日里的样子差别很大。

    说到三十而立，孩子刚刚周岁的梁师傅自嘲道：“早着呢，来北京的头半年就知道，一辈子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大城市落脚。”梁师傅曾在石家庄的一家私人企业工作，“当时来首钢，就是奔着国企来的。” 比起身边单身的小青年，梁师傅吃的用的都很省。平日里很想女儿，也不敢经常回去看看，“回去一次，买这个那个，一个月就白干了”。

    工作上，梁师傅是个全能手，虽然是协力工，已经带了2个徒弟。原以为自己干得不错会被带到外地，“可惜首钢的伊犁钢厂确实在招人，但是离家太远，孩子这么小，不能去；老家的国企不好进，讲人情走关系；私企安全系数不高，没有休息日，工作环境和首钢差太远。”快30岁的梁师傅有着很多现实的考虑。“青春都给了首钢，哪想到，生活突然没有了着落”。

    不同于充满感伤的告别，2009年4月刚从技校毕业的李龙称自己“拿得起放得下”。他说：“首钢给我留下的东西挺多，作为第一份工作，学会了怎么跟人相处，积累了很多人脉；二来知道了怎么炼钢，多了一项技能。”未来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并不沉重，“我准备去伊钢，如果找个当地的媳妇，安了家也不一定。”

    但是对于那些四川籍的协力工来说，这不是件说放就能放下的事儿。

    阳路春一家原本在浙江打工生活了10年，偶然听亲戚说有机会到北京干活，毫不犹豫就来了，“也许北京的医生能把孩子的病看好”。老阳的小女儿今年13岁，手不能握腿不能走，有时还会突然抽搐，“辛苦一年攒点钱拿到医院做几个检查就没了”。

    首钢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工作制，一个班8小时，在首钢高速线材厂做剪尾工，阳路春从劳务派遣公司平均每月拿到1100元。他不得不再干一份工，一个月下来总算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两份工意味着永远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工作，少的时候8个小时，多的时候16个小时。

    在川籍协力工中，为了生活，干两个班的大有人在。身材瘦小的邓事元，仗着年轻，2010年5月起，楞是干起了第三个班。也就是说，他每周都会赶上一次48小时连轴转，“困了就找个地儿趴着眯会儿”。

    36岁的邓事元2000年7月就做起了剪尾工，在这个岗位上度过了“人生最好的10年”。起初8小时一个班的月平均收入是420元左右，“钱太少”，他也只得加入干两份工的队伍，做过检修，搬过油。

    2004年，小儿子即将出生，想着去医院得花几千元，邓事元和很多老乡一样，花450元请了位接生婆，在养马场村租的小屋里把孩子生了下来。没过多久夫妻俩把两个孩子送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小儿子不到10个月。等到他们再见到儿子时，孩子已经3岁了。“两个孩子都不认我和他妈。我心里也难受，可没有办法，只有拼命赚钱寄回去给他们用，只要他们能读书就一直读，高中、大学都好。”在北京的这10年，邓师傅只回过两次老家。

    首钢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停产，劳务派遣公司与邓事元解除了合同。 “能赔个2万5到3万，就凑合了，什么同工不同酬，之前的旧账就不算了”。同为协力工，同样做剪尾工作，一个月下来邓事元比技校生平均少拿五六百元。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过重庆的外协工10年就可以转正，邓事元也从没“做过这个梦”。

    显然，邓事元不能代表大多数老乡。数百名川籍协力工聚集在办公楼里，等待着劳务派遣公司就赔偿金问题给他们一个说法，一直到中午，经理也没有露面。

    “我们有的人干了十几年，就这点赔偿金，公平吗？”

    李师傅2006年6月起在厂里干了俩份工，劳务派遣公司给他核算的赔偿金是14600元。工作七年多的刘师傅一早赶去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社保信息，“劳务派遣公司扣了我好几年钱，却只给我上了1年零1个月的保险，钱都哪去了？缺的这些年怎么办？”

    老乡们有的说要寻找法律途径起诉劳务派遣公司，有好心的正式职工建议他们直接找首钢总公司反映，“钱是劳务派遣公司扣的，但国企总会替农民工说说话吧。”

    2010年12月31日这一天，北京的街头挂满了迎接新年的红灯笼。韩英华和刘丛分别从各自的劳务派遣公司拿到了11000元赔偿金加2380元的奖励和4400元赔偿金加1800元的奖励。刘丛说，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每月200元的奖励变成了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