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冯长春：治堵还是被堵治

    这是个治堵的时代，也是个被堵治的时代。

    2010年12月23日，北京治堵方案颁布当天，CCTV2请北京大学冯长春教授赴演播室解说治堵新政，结果节目开始后，冯教授还未到场——他被堵在西三环上了。

    很快有网友称其为“最牛的现身说法”，但冯长春却向记者表示，“我的确想早到半小时的”。为了不迟到，他特意选择了“相对最不堵”的下午2点出发。

    事实上，当天的暴堵早有征兆，随着摇号限车的方案在坊间悄然流传，民众购车热情必然会在大限之日提前释放，交通瘫痪在所难免，据说，一位4S店卖车的朋友仅在当天就拿到了24个月的奖金。

    回到冯教授堵车的故事，我揣测其全过程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没车的甲打车去买车，有了车的乙开车去买第二辆车，他们同时在西三环偶遇冯教授的车，然后便一起堵在马路上了。

    原本，冯教授希望传递给全国电视观众这样的观点，“最根本的问题是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要让整个城市交通配套功能更加合理”，“除了限私车，还要限公车”，“市场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干预解决，要综合治理”。

    冯长春说，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最老的已经喊了十几年，但问题依旧。

    看来，被堵在路上的，不只是一个冯长春，还有那常年不被赏识的治堵常识。

    放眼望去，从限号到限牌，从限使用到限拥有，我们的治堵手段一路翻着大跟头，冲着似曾相识的计划经济就去了。

    但一个最基本的城市规划问题却似乎常年无人问津：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500万，纽约的汽车保有量超过800万，北京城区面积为1369.9平方公里，纽约城区面积为945平方公里，两相比较，我们为啥愣是比人家堵？

    这就好比一个出了问题的钟表，做钟人却不屑于修正原来的设计，而乐此不疲地增加新的设计来平衡，我不无忧虑，这钟表调到最后，会不会调出个环环相扣却无力再解扣的复杂结构来？

    对了，故事的结局是：冯长春被迫在车内与主持人完成了电话连线专访。教授特意回家换的新西服，白换了。

    周周：红领巾的红

    母亲冲进房间时，周周（化名）的脖子上紧紧缠绕着一条红领巾。

    这个自缢的孩子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们只知道，他的书包有7公斤重，他曾连续一个月被罚打扫卫生，死前的那个中午，他刚刚把《语文课课练》从第11课抄到第14课，而他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老师罚我抄课文，我肚子好饿。”

    不久后，红领巾的红，变成了一个11岁少年鲜血的红。

    我所获得的另一个信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3个孩子用同样的方式仓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年龄分别是11岁、11岁、12岁。

    可悲么，那本该飘扬在前胸的红领巾，正倒悬于脖颈。

    孩子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逃离，整个社会都该为此而蒙羞。

    英国小学生：大黄蜂与变形金刚

    这个故事充满想象力。

    25名还不到10岁的小学生，却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生物学通讯》上联合发表了关于大黄蜂可通过鉴别花朵颜色进行觅食的科研论文。

    而这一“重大的科学发现”，只是源于一堂生物实验课，校长斯特拉德威克告诉新华社记者，“孩子们觉得观察大黄蜂是个有趣的游戏，我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们玩下去”。

    羡慕这些孩子之余，我想起了自己曾采访过的一对湖南双胞胎姐妹。她们是理科生，具备考取清华大学的成绩，但她们从小到大没上过一次实验课。

    再提供一个排名：一个涉及全球21个国家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这种差距或许具体体现在，如果你提起大黄蜂，我们的孩子只能想到变形金刚。

    但我想论证的是，这并不是孩子的差距，而是成人世界教育观的差距。在一种缺乏想象力并压制天真的教育观下，大黄蜂永远成不了科学探索的目标，只能是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