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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京城多家高校的诗歌爱好者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间教室围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受邀参加的校园诗人，轮番上台念诗。一首好诗念出，台下欢呼雀跃，鼓掌次数太多，诗人甚至念不下去。遇到表现平平的朗诵，听众也毫不客气地吹口哨、起哄。“有时候台下听众激动了，还自告奋勇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最后淹没在大家的齐声朗诵中，整个教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当年就在现场的“70后”彭凯雷时隔十几年说起这一切，还兴奋不已。
至今，彭凯雷还清楚记得，诗会结束后，他约上当时一起写诗的朋友迟宇宙，继续讨论没弄清楚的诗句。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从北外到人大，一路向北，他们吵了一路，辩了一路，当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
这样的“狂热”不止一次。当年，彭凯雷常常骑着自行车参加诗友聚会，去北大听未名湖诗会，组织全校范围的诗歌大赛……在他印象中，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都来过学校做讲座，而老诗人蔡其矫、青年诗人苇岸也会出席诗社的活动。“从讲座到活动，形式虽然简单甚至简陋，但氛围热烈。”
“那时候的我们都特别单纯，只是喜欢诗歌。”彭凯雷说。
就像上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的《冬季校园》里唱到的，那时，校园里总能看到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如今，是否还有人在那里唱着往日的歌？
曾几何时，诗歌是校园的心脏
上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形成了以北大、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吉林大学、安徽师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生诗歌创作队伍，他们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高校“四大诗社”中最著名的复旦诗社和江南诗社都诞生在那时。那个年代，大学里也走出了许多诗人：海子、张曙光、沈天鸿、祝凤鸣、西川、臧棣、王清平、西渡……而工人出身的北岛、顾城，他们的作品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
成为一个诗人，是80年代很多大学生的共同理想。
在北京，诗人们喜欢到紫竹院和玉渊潭办朗诵会，有几次朗诵会来了上千人。有人在《诗歌报月刊》上回忆了当时的玉渊潭诗会：“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听众安静下来，可是没有奏效，芒克站起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
在上海，《诗耕地》主编陈先发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分子，他领着一批校园诗人，和专为校园诗人朗诵作品的剧社成员，辗转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校。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在那个时期形成，一度呈现“80年代学院诗歌幻景。”
“80年代确实是中国诗歌最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1995年到1999年，是‘诗歌彗星’的尾巴，好在我赶上了。”彭凯雷说。
如今，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已经泛黄的诗集《朋友们》，这是他们那批诗友的“同仁杂志”。当时，他们凑钱印了500本，还偷偷跑到天桥下和书摊上售卖，居然也卖出200多本。有个女生还主动跑来问他们：“这刊物什么时候出下一期，是不是还在这个桥底下卖？”这一句，让彭凯雷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1999年夏天，彭凯雷在毕业诗作《人大是我的祖国》中写到：“天空干净，草坪干净，人大校园是一个祖国。我听见自己最后的声音在轰鸣，诗人是祖国的心脏。”该诗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
谁还在诗歌中孤独坚持
彭凯雷毕业十年后的人大校园，天空依然干净，草坪依然干净，但诗人不再是“祖国”的心脏。
之后继任人大诗社社长的任牧，艰难维持着诗社的生存。“诗社本来能招收的成员就特别少，一年也许只能招十几个人，不像动漫社、科幻社能招上百人。我进入诗社的时候，周围已经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写诗氛围了。”
当时，任牧曾受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的诗歌节，他发现，与80年代相比，和他同时代的大学生诗歌作品已经跌落到习作水平。“同学们那阵子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太小的东西。”
如今，任牧早就踏上工作岗位，也不写诗了。他自嘲，“如果谁在天天工作后，时不时还吟出一句‘今天北京的雨中掺杂着初雪的味道’，那一定被人当神经病。”他用“生活庸俗”来总结他自己的现状，并坦言，如今在各种交际网络上看到他们同一批校园诗友上线时，会立刻闪人，“因为我感到羞愧。”
但任牧知道，纵然他和很多人都有了巨大转变，但对诗歌，依然有人在坚持。
上海的肖水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肖水到复旦大学读研，复旦诗社前任社长毕业后，诗社交给了刚入学的大一学弟。几个月后，肖水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惊讶地发现，诗社成员中只有5个人的名字。“如果诗社有需要帮助，你可以找我。”肖水给学弟社长发了一条短信，得到的回复是：“那你来做社长吧。”隔天，学弟把一个塑料袋扔到肖水面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手下无将是面临的首要问题，肖水在BBS上发帖：“急招诗社助手，请有意者于明天傍晚复旦校史馆前面的草坪上集合。”第二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校史馆，等了几个小时，等来了十几个应征者，其中还包括几个外国留学生。
“如今的校园诗歌环境不尽如人意，90年代末到现在，校园文学生态可以说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肖水无奈地说。
曾经红极一时的复旦诗社社员如今少得可怜；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年新人不超过5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梅南文学社连续招新三天，竟无人问津。武汉大学“樱花诗赛”、华中师范大学“一二·九诗赛”关注者寥寥，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奋进者之歌”已停办。
上世纪90年代北大著名诗人胡续冬，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校园诗社活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其《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会自80年代一年一届延续，原本是一个在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在诗人登台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最大的大讲堂举行。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未名湖诗会开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90年代以来诗会举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先是在容纳四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条件简易的二教，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当年那批跟彭凯雷一起爱诗写诗的校园诗人，十几年后也都纷纷远离了诗歌。“诗歌彗星的尾巴扫过，留下一片空白。现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坦言。
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宇文珏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参加了舞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唯独没有参加诗社。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他隐约记得隔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写诗是一种闭门造车，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只有自己的女朋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伟元认为，诗社的组织者没有组织好活动，没有在上面下工夫。现在的一些文学社社长关心的都不是文学本身，而在关注保研、加分等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优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文艺青年”，他热爱读书、常常写一些感性小文，却从不写诗。他认为，好诗需要深刻的生活和感悟，作为学生他还没有，所以写不出来，而现实也让他对诗不感冒：“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会思考‘怎么样做个有用的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咱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以后在哪发展？我要怎样才能挣更多钱？这些想法是主流。”
北京语言大学刘超谈到，“商业电影胜利了，通俗小说胜利了，流行歌曲胜利了。并不是说商业通俗流行一定不好，照样有高手能在真诚和商业间游刃有余。这里的矛盾在于，在嘈杂喧嚣五光十色让人应接不暇的尘世里，诗歌如何走钢丝？”
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挽救诗。
2007年，肖水发起成立“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继续致力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展针对大学生的诗歌义务传播活动。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王永试图提高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他将古代文学和当代传媒结合，让学生用当代传媒的方式演绎诗。在他的课上，他给学生看自己写的诗，让学生为诗做视频，布置“古代诗歌和现代流行歌曲”的论文，也鼓励学生写诗。
宇文珏认为，诗的尴尬在于无力，应该让诗歌借流行元素重归大众。“不是青年远离了诗歌，是诗歌远离了青年。”宇文珏的博客上晒着自己新创作的各种诗和乐，“诗歌有用，诗人有为”，宇文珏正在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结合、诗歌与生活的结合。他甚至出版了一张诗与乐结合的专辑《诗の歌》，并走进大学校园里办演唱会，与大学生互动。
“不要问当代青年能为诗歌做什么，应该问，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对诗歌未来，彭凯雷还是持乐观态度。但他觉得，现在能看到的诗能引起共鸣的太少，能连结普通人心声心绪的太少。所以被嘲笑都是正常的。“21世纪的学生比我们当年的眼界更开阔更高远，但面临的环境与世道却更复杂更无奈，他们更渴望像李开复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精神导师，单纯的文学青年难以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
实 习 生 庄郑悦 徐嫩羽 本报记者 唐 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