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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能卖几百元，不是因为书的内容有多么出奇，只因为书的作者是高官。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在国家药监局任职之余，“笔耕不辍”，通过著书立说非法获利高达1700多万元，其中最贵的一本书买到了566元的天价；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一本是《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几年下来挣了3000多万元。（《法制日报》）1月12日）
通过著书立说成为富人的政府官员有没有？当然有。比如，在“2010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中，上榜的24位作家富豪中有一个大众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小桥老树”，“小桥老树”因为出版官场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以190万元的版税位列2010年作家富豪榜第22位。“小桥老树”的真实身份是重庆永川的一位副局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只不过他算不上高官而已。以“小桥老树”为代表，在职官员出书写官场也成为2010年出版界的一大热点。
有意思的是，2010年在出版界畅销的那些官场小说，无论《侯卫东官场笔记》还是《芝麻官悟语》或者《乌纱》，他们的作者——那些在职的政府官员都相当一致地保持了“低调”。在单位内部，没有人知道他们写书创作，他们也不向同事赠送自己的新书。“不说，不显，不送书”成为这些官员作家共同的行事风格。
按说，即便是在官场中，写书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官员出书现象古已有之，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再到唐宋八大家，几乎所有的诗人作家都是官员，尤其像屈原、王安石、欧阳修等，他们官位不低。而这些畅销书作者为何如此低调，最大的可能性在于他们所写的官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当下官场生态，低调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与之相比，靠“著书立说”敛财的高官们却相当的高调。2006年，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原部长高勇因受贿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以“支持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高勇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数百万元，先后共计有23家单位“赞助”高勇出书。看似文化气十足的出书行为竟然成为一些官员大肆敛财的手段，他们利用职权以出书为名与出版方进行以权谋私的交易。同时，这些官员又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深入剖析官员出书背后的腐败利益链条可以发现，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的时候，人性的贪欲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寻租空间。
让人颇为感慨的是，明明知道一些官员“著书立说”是为了谋取私利大肆敛财，但是包括出版社在内这个利益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为其大开绿灯，他们从不藏着掖着反而倒显得“光明磊落”；而那些在出版市场真正红火起来的官场文学，他们的作者因为是在职官员，却不得不小心谨慎得隐藏自己的身份。“雅腐”的官员出书大张旗鼓，“文学”的官员出书自我隐身，这也算是当下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现实比照，恐怕比那些官场文学所映射出的社会意义更有现实力量吧。
陈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