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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部长、副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以及所有军界要员，都赶到了医院，围在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病榻前，“聆听他最后的建议和非凡的洞见。”他们知道，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人生，即将画上句号。
1957年的春光刚刚照进病房时，诺依曼已经与癌症抗争了两年。这个53岁的男人，有着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一张随时咧嘴微笑的脸。
当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等人在战后反对研制核武器时，诺依曼则敦促政府研发热核弹。他还冷静地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如何使这种武器最有效。这让他被人指责为战争贩子和军事权威的马屁精。
当事人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文章中暗示，他为军方的无能感到震惊，认为引入科学的方法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挽救和平与整个世界。
“对强调逻辑的诺依曼来说，‘情感’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贬义词。他的理智远远胜过情感。”诺依曼的传记作者写道。
也正是因为理智，在德国工作的匈牙利人诺依曼，才在1929年来到美国。在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后，诺依曼告诉朋友，他担心祖国会和德国决战，他不想“死在任何一边”。
那时候，诺依曼刚刚在欧洲数学界崭露头角。1923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弗伦克尔教授，看到诺依曼的手稿《集合论的公理化》。虽然不认识这个刚刚20岁的大学生，但是教授“从爪子判断这是一头狮子”。这句话是当年数学家伯努利用在牛顿身上的。
欧洲当时最有影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不久也看到了这份手稿。从此，诺依曼成了希尔伯特家里的常客。1924年，主人更是声称，客人是“最伟大的年轻数学家”。
这让诺依曼声名远播。正在筹备中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邀请50岁的爱因斯坦的同时，也向26岁的诺依曼发出了邀请。
跟他一同受邀的维格纳回忆，诺依曼到美国的第一天，就爱上了美国。他认为美国人很理性，言之有物，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墨守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规。他更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主义。
不过，这个推崇物质主义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他功利的一面。1931年，诺依曼的遍历定理，被视为统计力学的第一个严密的数学基础。哈佛大学的伯克霍夫很快便改进了这一定理，并抢先一步发表了研究成果。很多人认为诺依曼会气急败坏，但诺依曼表达出来的却是欣喜之情。他还抱怨自己思考得还不够深入。
那时，这个后来被称为“博弈论之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博弈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发表鸿篇巨著研究如何赢得游戏的人，在和大家打扑克时往往输牌。
在普林斯顿，诺依曼常常羡慕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上的非理性直觉，因为他自己永远无法做到非理性。
1938年，他劝说母亲和弟弟离开布达佩斯时，用的也是非常理性的理由——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为邪恶的一方冤死”是一个错误，“目前唯一合理的行动就是离开”。
在美国，他则不断地给国会议员写信、发电报，要他们全力支持总统罗斯福走进战争。当美国启动“曼哈顿工程”时，诺依曼参与其中。
他被认为是右翼共和党人，却在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在助手眼里，诺依曼“不论是思想还是表达，都似乎无法不清清楚楚”。在听一些毫无创新的人做讲座时，他有时会轻声地嘟囔一句“失败”，然后不顾礼节打着呼噜睡去。
诺依曼的讲座，则常常令人期待。洛斯阿拉莫斯等地的一些科学团体，听说诺依曼要来时，常常会把他们遇到的高等数学问题列出来，等他来一一解决。这让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贝特感叹，“必须承认，诺依曼不是人，而是半人半神”。
这个半人半神的家伙，也会耍些小聪明。据说，他似乎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段子，并且会用三种语言来讲。有人抱怨，诺依曼总是用粗俗的段子转换话题，以避免政治争论。
不过，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诺依曼并未回避。他依旧从理性的角度站在了科学这边。诺依曼声称，“信仰某种主义，并不意味着会成为一个坏的数学家或坏的科学家”。他还写信呼吁，在遴选科学职位或拨款资助的人选时，应当考虑这个人选是不是最佳，而非有没有支持共产党倾向。
他还拒绝在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上签名。他对学者的定义之一是不在表达共同情感的声明上签字的人。在诺依曼眼里，不管情况怎么复杂，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用语言来表达意见，而不是“像一群猎狗那样乱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