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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薇拉：另类新闻发布会
在这段时长3分17秒的“新闻发布会”视频里，8岁的江苏小女孩“薇拉”声情并茂地朗诵——朗诵着一段爷爷的老房被强拆的故事。
一时间，网络争议四起：一种声音认为此举纯属恶搞，另一种声音则表示“搞则搞矣，无奈之举”。
一家人并不讳言此举炒作的目的，稿子是一家人集体润色的。视频拍摄当天，“薇拉”对着镜头反复练习了近四个小时。最新的进展是，“已经有好多家媒体记者打电话来了”。
“薇拉”只用了3分钟时间就让冤案有了浮出水面的可能，而在之前整整6年的时间里，她的爷爷四处维权，却四处碰壁。什么心情？高兴，祝贺，还是悲哀？
在这个网络喊冤跪轿大行其道的年代，你伸冤的方式要极端，要夸张，要荒诞，如果没有，对不起，那请你制造极端，制造夸张，再制造荒诞。
某种程度上讲，网络维权天然就烙上了眼球维权的属性，这无法苛责。况且，网络问政本身的职能也不过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手段。
但太多时候，我们恍惚觉得网络维权就是维权的全部。当然，这不是维权者的问题，而是当权者的问题。
一个必须反思的现实是：网络维权的经典案例越多，就意味着正常司法救济渠道的缺失越重；非常态化的维权方式越斑斓，就意味着常态化的自力救助越苍白。
李书志：直接责任人
距离李书志被关押到看守所整一年零四个月时，他等来了判决书。
央视大火一案中，因在未取得挤塑板检测报告的情况下就允许工程上马，作为质检员的他成为直接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他不服，他说质检员是公司设置的虚职，而他实际上就是一名建筑工人，被领导要求“兼职做个质检员”。
律师告诉他，直接责任人就是质检员，领导不是质检员。朋友告诉他，他不当替罪羊谁当，得认命。
他36岁了，之前还做过矿工、装修工，如果不是因为入狱，他本可以在2010年还清“老家盖新房借的3万块钱”。
递交上诉书后，他托律师给妻子捎了几句话——开庭时不要带孩子来。买一本《人一生都要懂的哲理》，让孩子们好好读。不用担心我，这里一切都好。我，信佛了。
黄玉浩：穷记者
这是一部名为《80后穷记者》的纪录片。主人公26岁，中国众多调查记者中的一个。
他曾租住在北京月租120元的房间里，6平方米、6环外，工作3年后，银行卡里有5000元存款。他的父亲母亲并不识字，他们看不懂儿子的稿件，也不清楚调查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黄玉浩打趣说即使有一天他被人杀了，家里人都不会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
镜头中，他拿着一张被殴打得满脸是血的上访户照片说，“我倒真希望这些东西都是电影，不是真的”，“我倒真希望调查记者这个职业永远消失，灭亡”。
可悲之处在于，现实往往屹立不倒甚至重复上演。
这就是他的生活，每年每月，他几乎都被跟踪、被威胁，但再落魄，他也没想过放弃，他的放松方法是去百度上搜索自己的作品，“靠职业荣誉感活着”。
纪录片的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首都机场，他拉着手提箱，又要上路了。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