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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选择列车出行往往被认为最有旅行的味道。空旷的，抑或拥挤的站台；悠长的，抑或短促的汽笛；还有身体、视线与山川大地不离不弃的触摸感，所有这些因素，与人的渴望逃离、却又不免回归的冲动结合起来，自然就形成某种难以言喻的唯美的乡愁。无论是离家远行，还是千里还乡，人在旅途的感觉往往以其粗粝和坚硬植入意识深处。
不过，忧伤的远行之旅也好，幸福的还乡之路也罢，并不包括每年一次的春运。在中国人的经验世界里，春运意味着一张买起来太累、用起来太贵的车票；意味着一个渴望亲近却又恐惧来临的时段；意味着一种本来应该欢喜最后却沦为悲情的情绪。不管是否愿意，每年总有一些人以最本真的面目、最原初的状态、最荒诞的行为，生活在春运里。
我已经不再絮叨“一票难求”了。多少年来，总是执著于同样一种句式，总是拘泥于同样一种困境，而没有一点变化的迹象，说起来，还真是没文化、没意思。刚刚进入春运的1月20日，我捏着好不容易排出来的一张车票送人上车，却发现，那么多的软卧居然空位！而那边厢，打击票贩子、温暖回家路的口号喊得山响，一时间，满眼的荒诞和闹剧。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理性的，他们不会像“裸奔男”陈伟伟那样，亮着一身肌肉跑到金华火车西站办公室去表达“一票难求”。事情闹大了之后，新华网报道，陈伟伟感到“挺不好意思的，买不到票也不该这么走极端”。其实，陈伟伟大可不必急着挽回影响，围观的人群中，“人同此心”者不在少数，春运里的中国人，哪个不是在“裸奔”？
当然，有理性和有耐性是两码事，生活在春运里和生活在春运新闻里也是两码事。这两天，因为媒体报道“成都春运第一天：回家变容易了”，引发网友的如潮感慨，有网友很精致也很抒情地表示“我多么想永远活在春运新闻里”。可见，感知春运新闻，永远要比感知火热的春运现实来得轻松一些。
而难办的是，总有一些人要生活在春运里。
比如，那些驱驰着胯下铁骑，穿越迢迢千里长途返乡的农民工。其间的典型代表据说是广西农民工，一俟年关临近，这些工蜂一样劳碌的打工者就束装出发，他们裹着雨衣，三五结组，行色匆匆，一骑绝尘。从东南沿海的打工地，直奔遥远的家乡而去。去年，这支据说有13万人的大军，就是以这样近乎原始的方式完成春运的。今年亦然，明年呢？
裹挟在“千里走铁骑”队伍里的，还有一位重庆黔江的年轻母亲。这个在浙江温州打工的辣妹，因为思念留守在家的儿子，在经历了票价高昂等挫折之后，情急之下，昼夜兼程驱车4000里返回家乡。“摩托妈妈”的个体壮举以及这一事件所蕴含的亲情，成为这个冬季、这个春运季一抹温暖的色彩。也感动，也温暖，也触动，也伤情。
春运的大迁徙中，我们固然无须过度溢美这些“千里走铁骑”的农民工，不必过度渲染其中的悲情色彩。只是，不渲染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行为就不悲情，不溢美也不意味着“千里走铁骑”本身不美。这些年来，相当数量的底层民众开始以原始的方式返乡，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自力救济，以个体所能做到的方式完成个体的春运；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不做这样的选择，则家可能永远都在千里之外。一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快的高铁，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不得不借助简陋摩托甚至徒步返乡。一个正常的社会，至少应该对此作出正常的反应。我们不应该听任社会成员在使用公共产品上的分化不断扩大。有分化，则必然加剧一些人群的边缘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断裂。
其实，笼罩在春运上面的，也并非全是团团是非、无限悲情。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春运同样还意味着温暖和温情。很多外国人目睹了春运盛况之后，惊叹于普通中国人的忍耐力，殊不知，正是因为有回家的渴望，有平安的诉求，才能够在这么多年来让中国人一直在环境恶劣的春运大潮中浮沉，甘苦自知。
也因此，对此负有责任的官员们没有理由继续听任春运继续恶劣下去。那些漫长的等待、拥挤的人流、污浊的空气，乃至灰色的“春运食物链”，不应该继续持续下去了。民众的耐性和自力救济，不是管理者宽纵自己的理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无论身份高低贵贱，无论地处东西南北，都应该以一种更体面、更有尊严的方式自由游走在山川大地。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称，春运开始，在浙江宁波北仑的火车票代售点，一位64岁的老人陈阿姨连夜熬制百斤热粥，免费发放给在雨雪中彻夜排队的返乡农民工……陈阿姨能够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尽一己之力，为农民工兄弟端上一碗热粥。那些权力和责任更大一些的人，难道不更该多做少说，尽一己之责，照亮众人回家的路吗？
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