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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乡是陕北。他把陕北说得真切，说得通透，说得由表及里，说得深入骨头缝儿里，说着说着气就提起来了。
他说陕北女子，“在陕北，到处都能看见俊女子。村口路畔上，街头巷尾间，你会看见她们一个个端格婷婷身材黑格幽幽发，白格生生脸蛋齐格蓬蓬牙，红格当当头绳辫梢梢上扎，毛格簌簌眼睛会说话——这些陕北女子，牵挂着陕北男人宁愿在黄土地上刨达一辈子，也不愿离开半步。”他说她们相貌好：“陕北是山区，出门就爬山，抬腿就翻沟，这些女子从小就在山上玩耍，大了在山上干活。喝山泉水，吃新鲜粮，长得红是红，白是白，红得美丽，白得干净。”他说她们的气度：“陕北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地方，她们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一过十四岁，母亲对她们的管教就更加严格，要她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有吃饭的姿态，说话有说话的分寸。坐着时不能叉开大腿，端碗时不能把碗底坐实在手掌里，喝汤时不能噙着碗边大口喝。外面有人喊家里人，只要有男性在，她们就不能飞奔出去答应——如有不对，父亲就训导她们没有稳重气。”他说她们的性格：“陕北女子美，美在她们的含蓄沉稳。有十分的能耐，最多只说五分，有时连一分也不说，硬是把自己往低里说。明明精精明明，眼睛会说话，你问她什么，她会说‘不晓得，解不下，我憨着呢’。明明拥有许多东西，她偏说‘一丝丝，一点点’。别人一夸就反驳‘快不要笑话了’。那声调、情态，朴实可爱。”
比世界先要比女人。相比于他眼睛里的陕北女子，现在许多都市中的女人，简直像社会机器生产线上批量生产出的复制品：时尚，趋同，乏味，心智唯高却难脱俗套，连化妆和声调都同出一辙。她们的生活片段一经剪裁就是杂志广告——奶油蛋糕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蛋糕的坯子，加奶油，加花饰，加金粉，加点睛之笔，经过多次雕饰和修正，形成经典的假象。
不仅仅对陕北女子的描述，高宝军的整部《大美陕北》渗透了原始的朴素和传统的素质——它正是从黄土高坡来的原汁原味，它点醒了现代都市人内心中被遗忘和屏蔽的盲区域：率真的心，血里的随性，和引向深入内里的一派天然存在。它有与生俱来的黄土民族的属性，也有时代所稀缺的安稳与实在，更有世界迅速变化时的固执与坚守，以及乱花眯眼时的对那一点人性本真的把握。它以不变应万变。
文化是什么？可以是自然。一条蛇蜿蜒走向时的变化斑纹，留一个幻像，一寸一寸的姿势改变，无声的动态；可以是道德。杀羊时的一点点仁慈之心，一刀结果了性命，留下小羊羔子，让它们在咩咩的呻吟和恋母中，完成生命的使命；可以是孤独。在静得可怖的高原或者海上的剧烈嘶鸣，让天听到，让地听到，让海听到，让不知名的昆虫和未来听到。可以是花，是歌，是岩石，是窗花，是有形，是无形，是具象，是抽象，是人类孤独和排解孤独的方式，是历朝历代人们对世界和自身处境的悲喜记忆。
贾平凹的陕地，是腻的。陈忠实的陕地，是硬的。张艺谋的陕地是传奇，路遥的陕地是疼痛。高宝军的陕北是自己的心：一星一点的真心实意，零零碎碎的少年记忆，片段的场景，散在的画面，加上陕北天之精地之血的哺育喂养，生成的深入骨髓的陕北情结。
他在《高原看云》里说：“夏日正午，烈日如火，小河枯竭，大河如线，山生眼色，黄土呛人”。他在《陕北看山》里说：“山如群象野奔，沟似九曲连环，一山有一山的风姿，一沟有一沟神韵。”他在《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里说：“陕北男人嗓门都大，说平常话像吵架一样。他们一边劳作一边拉话。山上风大，声音小了对方听不见，因此形成高喉咙、大嗓门的习惯。这一点在放羊人的身上表现最为突出。无论多么斯文的男人，放两年羊声音自然就大了……他写陕北的吹鼓手、闹秧歌、剪纸、说书过年、相亲回门、祈雨听书，他写陕北的荞麦、拦羊、毛驴、石磨、庄稼、沙棘。他把陕北清明上河图般的描画，行之于刀刻斧凿，化之于心肝肺腑——那些具象的百态，被抽象成一个概念，一个印象，一种记忆，一段历史，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他是一个陕北的歌者，边走边唱。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