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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认识日本
我辈认识日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八十年代以读赖肖尔《日本人》、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为主；九十年代，虽然找不到共同阅读物，但仍有几本书受到关注，比如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出版界对日本的忽视，跟整个精英群对日本的忽视，有着直接关系。
2005年以后，有关日本及其研究的著作陡然多起来。除戴季陶《日本三论》、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等大批“老书”重版外，翻译、原创新版书层出不穷，随手举例便有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大偎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松本重治《上海时代》、艾森斯塔特《日本文明》，等等。
近年出版物，比较抢眼的，有约翰·W·道尔描写日本战后衰败景象、社会政治改造进程的《拥抱战败》；三好将夫回顾日美早期接触年代，双方折冲樽俎、枪来剑往的《日美文化冲突》；张燕淳纯美而流畅的随笔《日本四季》；安德鲁·戈登近乎专业笔法的日本史教科书《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和加文·麦考马克偏激但不乏洞见的时政评论专著《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亦受到广泛关注。
最具史料价值的，是杀青于日本投降前夜的1944年8月的《高宗武回忆录》。该书历经出版周折，60多年后的2005年，英文打印稿被偶然发现。作为后学，每读一页高著，总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之感：如果现代中国人认识日本（人）能从1944年的高著起步，今天的水准一定会高出许多，方向也会正确许多吧。可惜，中文译本，是在该作完成64年后，才被我们读到。即使如此，我以为，还没有一部中文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超过高著。它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日本研究出版物潮涌般上市，与背后的推动力量不可分开，他们是长期留学日本、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或许形势比人强，中日关系、东亚经济共同体等议题，逐渐进入学者、政治家视野，也推动着日本研究的不断升温。
自治读本
说来可怜，偌大一个出版大国，十几年来出版的关于自治的书目，可检索到的，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其来有自。传统中国，是一个没有个人的社会，只有家、族、国，所以，举凡带“自”的词组，都不怎么招人待见，比如“自由”、“自己”、“自留地”，当然包括“自治”。你怎么可以有个人（自）呢？你怎么可以自理、自立呢。经典中谈到的“自强不息”，算是个例外——那是上古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最近，王建勋博士编了一本书，列于何怀宏先生主编的“大家西学”里，比较扎眼，名曰《自治二十讲》，可算是多少年来第一本专谈自治的书，尽管是西方历代学人有关该话题讨论的选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治在西方源远流长，从理论到实践。据史学家赵轶峰考，中国的宋、明，就有社会自治因子，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探讨自治，是百把年前的清末民初。好景不长，自治浪潮转瞬即逝。原来，据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说，百年前的自治呼喊和急速实践，是汉人反对外族统治的一种姿态，它不是国人骨子里的理念和冲动，所以，一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目标实现，它也就被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渴望给淹没的踪影全无，此后再无回响，直到二十年前开启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大风刮遍各村寨。1997年，徐勇先生的书，差不多是最早探讨该话题的成型著述。
2006年，美国人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出版，在读书界引起反响，读书人开始顺藤摸瓜，第一步摸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原来，在托氏那里，自治却是民主的基础。还可以往上追溯，比如18世纪启蒙学派，也有类似论述。
刘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