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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5年来，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开上了不同的车子，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但有一件事，却从没变过。
每个月，这个杭州滨江区的4５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出去。这些钱，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垫上的。然后，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小梅会取出这笔钱，再将它分配成自己三姐妹的学费和生活费，分别寄出。
自从5年前母亲被杀以后，这笔钱是孤儿小梅和两个妹妹必需开支的来源。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有时一个月才一次，通常都是简单交代完就挂掉。在电话里，小梅称吴仁贤“吴叔叔”。发短信时，她会用“您”这样的尊称。
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交流也不算多。旁人要是问起来，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太多特点。但有一次，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
母 亲
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走进小梅的生活。
2006年3月25日凌晨，小梅的母亲被杀死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案情很简单，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
但被害人的故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年前，她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她的职业。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称她做的是一份“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他坦诚地说，一开始，自己对这个女人心里有过轻视，但随着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他逐渐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
她的丈夫、小梅的父亲，1994年在广州打工时遇上车祸身亡。他本来是想出去替孩子挣点学费的，但因为肇事者逃逸，他死后连一点赔偿都没有换回来。从此，年轻的母亲就带着3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务农为生。起初，学费还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但到2005年的时候，这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家里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拿不出，她只好出来想办法。她的亲戚回忆称，当时因为年纪太大，文化程度不高，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于是，她跟着一个同乡，来到杭州“打工”。
“她一个女人，一无所有，靠什么养活3个孩子？”说起这件事，当年的警察们如今还是在私底下承认，“凭良心说，她当时的确没有别的办法。”
案发之前，这个41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回给湖北农村老家的孩子，因此，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130元钱。但据他们事后供述，为了保住这不多的一点财产，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结果被杀。
熟悉她的人勾勒她生前的景象：节约得很，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别人的话说，“恨不得连房租都不想交”。一名当时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说，对一个赚钱很不容易的人来说，“抢她这些钱就跟要她命似的”。另一名警察则对案发的那间出租屋印象深刻，因为里面实在太简陋。它位于一片流动人口聚居的棚屋区内，除了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做饭用的煤气灶，什么都没有。
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而她则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时才能和孩子们见面。小梅回忆，妈妈打工回家时，会给她们买各种礼物。她扯来花布给女儿做成睡衣，还给她们买过漫画书《聪明的一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女人反复叮嘱自己的女儿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那年春节过完后，她把大女儿小梅送上了开往学校的车，然后再一次来到杭州，赚取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原计划,她们会在暑假时再见面。但那却是最后一面，不久后，这个被生活折磨已久的母亲被连捅几刀，死在那间低矮狭窄的出租屋里。
陌生人
对吴仁贤来说，小梅本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但当他知道她的存在后，却没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
起初，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母亲遇害后，小梅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吴仁贤因为在外面侦破，没有见到她，只是从同事们嘴里听说，她长得又瘦又小，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 低着头，大眼睛里充满惊恐。
与往常一样，办案的警察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又给她凑了几千元钱，送她回家。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每次遇到可怜的当事人家属，他们都会忍不住捐些钱。“一般只能尽力帮点儿。”一个当地警察说，“这种情况太多了，谁也帮不过来。”
然而5年前，小梅母亲被杀一案结案后，这群警察在专案组办公室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却觉得不是滋味。即使见惯了苦难的他们也觉得，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
由于侦破需要，吴仁贤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大致故事。他现在已经说不清，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3个素未谋面的孩子。他有一个跟其中的老二同岁的女儿，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人们都觉得，他算是家庭压力相对较大的。
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同事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吴是个铁公鸡”。
这个中等个头、喜欢讲笑话的杭州本地男人，“不该花的钱从来不花”。他最大的爱好是登山，因为这“相对比较省钱”。他的手机用了几年都没换，表面磨得太厉害，拿在手里扎得人生疼，他却觉得用着很好。当别人当面调侃他的节约时，他也嘿嘿一笑，表示默认。
但5年前，这个“铁公鸡”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小的钱给3个陌生的女孩。他还开始四处张罗，替她们募捐。
“孩子还是要读书。”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因此，他主张大家一起将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
那段时间，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他嘴里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当着邻居说，当着朋友也说。他很讲策略，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结果，到最后，不少人都被他嘴里的故事打动了，有的主动就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
为了不伤害女孩们的自尊，吴仁贤特地打电话给她们的一个亲戚，请她向小梅转达了自己想替她们募捐的打算，并征求她的意见。得到允许后，捐助就像模像样地开始了。
这5年来发生的每一次捐助，都是不声不响进行的。吴仁贤和他的警察同事们，首先捐了钱。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负责人在园区里发动了一次募捐。这些来自陌生人的钱凑成了两万多元。后来，类似的捐助越来越多，一家银行的员工们听说后，也悄悄进行了一次捐款，把钱打到了吴仁贤开办的银行户头上，事先连吴仁贤本人都不知道。
这些捐款者，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者。其中有一个很积极地参与捐助的官员，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刑。这让吴仁贤感叹，有时候，好人和坏人很难完全分清黑白，“有污点的人身上也有闪光之处”。
第一次捐助完成后，小梅已经考上了大学。吴仁贤将这笔钱一古脑寄给了她。但他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妥当，因为他怕孩子们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不利于她们成长。于是，他计算了姐妹3人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按次把这些钱打到小梅的银行卡里。
从此，这些从陌生人手里一点点汇集的钱，不断被寄给小梅和她的两个妹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了与小梅沟通，吴仁贤特意拜托几位女同事与她联系。几年前，吴仁贤调任滨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捐赠的风气也跟到那里。２００９年，分局的领导听说了这件事，干脆把它变成了分局的一个行动。每当账目上的钱不够时，民警们就开始每人几百，将钱凑够。有时候来不及募捐，吴仁贤就先拿自己的钱垫上。
他替这3个面都没怎么见过的女孩操了5年心。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小梅第一次通了电话，也不记得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从小梅嘴里，他听到三姐妹一年年的成长。小梅毕业了，妹妹们也都慢慢长大。除此之外，他对她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孤 儿
刚大学毕业的小梅，已经学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她不喜欢和人聊天，不爱谈论过去。她文体活动不好，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这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最喜欢做的事，是一个人看小说。电话里，她说话的声音又细又轻，让跟她通电话的警察们“听了就觉得心疼”。
但是，自从得知妈妈被害的消息后，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母鸡”。
她竭力担负起大姐的责任。尽管和两个妹妹分隔两地，但她习惯于遥控她们的生活，甚至干涉她们的所有选择。电话里，她总是拿一些自己听来的大道理教育她们。生活的重担一股脑压在她身上。尽管有吴仁贤等人的捐助，在海南那所大学里读医科的小梅，还是把大多数空闲时间都用来勤工俭学。除了做家教，她平时晚上到学校的食堂打工，到了周末，则跑到附近的动物园里，帮忙检票。
以至于，当别人让她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她除了“每年都能拿个三等奖学金”这些话题，竟然说不出太多。
“如果你像我一样失去了这么多，你就会对拥有的一切都特别满足。”有一次，她在电话里描述自己的生活态度，像一个久经沧桑的人那样叹了口气，“但你不会懂的。”
有时候，这个有点儿多愁善感的女孩心里也会有很多困扰，她时常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久而久之，小梅已经学会用许多有板有眼的句子鼓励自己。她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相信“人应该靠自己的双手活着”。
这个总喜欢把“自立”挂在嘴边的大姐，一遍遍地教育自己的妹妹们，“只要一家人都过得快乐就好，不要羡慕别人的金钱和财富”。有些话，是从吴仁贤那里听来的，小梅也会在电话里告诉吴仁贤，妹妹们很听话，都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刚找到一份工作的小梅说起自己微薄的工资，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觉得挺自信。“我没什么太大的野心。”她说，“但我只要努力，一定能把现在的事情一点点做好。”她给吴仁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终于可以自力更生，养活妹妹们了。
让小梅最高兴的，是两个妹妹也都考上了大学。学幼师的小妹已经开始实习，第一年就被安排做大班的班主任。她把这件事当作天大的喜讯告诉了吴仁贤，吴仁贤也跟着高兴了好半天。
在吴仁贤印象里，除了每次寄钱时的简短交流之外，他几乎从没有听小梅提起过她有什么困难，或是情绪不好。“可能是因为她怕我工作太忙”，吴仁贤说，他们的电话总是很快就挂掉。
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小梅和妹妹之间最常提及的话题，妹妹们早就盼着能见到他。小妹才实习了没多久，她周围的人们就都已经知道她“有一个吴叔叔”了。
有些事情是吴仁贤从来没有听小梅讲起过的。相比接电话，小梅更喜欢读信，因为她觉得，电话挂掉就没有了，而信却可以一遍遍读。几年前，吴仁贤托他的一位同事给小梅寄去一些杭州特产，这位女同事顺手写了一封信附在里面。
这封字数不长的信，被小梅仔细地收在身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接到过来自这些陌生人的信。直到如今，小梅还是将这封信收藏在自己的相册里，随身带着。她说，这是在她感到苦闷时，能用来抚慰自己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父 亲
对小梅，吴仁贤了解得实在太少。每当要向别人形容她时，这个经验老道的刑警总是挖空心思，才能说出“懂事”、“坚强”这样几个干巴巴的词。然后，他会承认，他对小梅其实并不了解。
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小梅。那时候，小梅需要实习，他就托朋友在杭州给她安排了单位。为了“避嫌”，他特意喊上一个朋友到火车站去接小梅，并且带着全家请她吃了顿饭。这次见面并没有给吴仁贤留下太多印象。他只记得，小梅“看上去很阳光”，很懂礼貌，知道如何跟人说话。
不久前，已经工作的小梅到杭州出差，他们又见过一次面。这一次，他们“像家人一样聊天”，彼此也熟悉了很多。但这种熟悉显然并不够。很多问题，他觉得“不好问”。
起初，吴仁贤觉得，自己的打算完全是“顺手帮助一下”这3个孩子。“如果知道这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质量，”他字斟句酌地说，“我还真不一定会帮她们。毕竟，我也不是个伟人。”
但时间久了，他却不得不承认，他对这3个孩子好像“已经有了些责任”。
这个捐助者从没和小梅的两个妹妹通过电话或见过面。但他很愿意听小梅转述她们两个人的近况。有时候，在电话里听到她们的好消息时，他会忍不住站起来，脸上充满得意的表情，连笑声都格外大。
吴仁贤说，帮了她们这么多之后，每次知道她们一点点的成长和进步，自己都会觉得很欣慰，很快乐。虽然是他在给孩子们钱，他却时常觉得，“自己才是被帮助的那个”。
他有意无意地在掩饰这种感情，并且不大愿意当着别人承认这种责任感。如果被问起来，他会说自己只是“想尽量让3个孩子过得好一些”。但在旁人看来，他却经常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着这3个女孩。捐助的事情被媒体知晓后，有记者通过他拿到小梅的电话，采访了她。他觉得对方可能伤害了小梅，心里又生气又懊悔，从此一概拒绝记者与小梅联系。这个脾气温和的老好人，甚至不惜为此得罪别人。
作为一个老刑警，吴仁贤以判断敏锐、抓捕迅速而闻名。他曾为了追踪一个罪犯，在贵州的深山里待了几个月，也曾在逮捕罪犯时面临过非常危险的局面。但作为一个父亲，吴仁贤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的女儿如今正在复旦大学读大四。一提起她，这个一贯谦虚的男人总是变得很骄傲，滔滔不绝地列举她的英语成绩有多好、高考时有多坚强、平常有多懂事。他甚至总结出一套教育经，碰到有孩子的人，常忍不住跟人家分享。
吴仁贤觉得，刑警生涯让自己变得耐心而缜密。他善于揣摩女儿的各种举动，并很小心地避免伤害她。有时候，他能从女儿的一个眼神里，看出她不愿意做某件事，或者从她一句话里听出言外之意。
这份细心，也被他用在了小梅姐妹身上。当初，为了不让小梅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感到尴尬，他费尽心思，说话时也小心地挑选语句。为了便于和小梅交流，他特地找几位女警察轮流给她打电话，这样就可以“更多照顾她的内心”。他也希望，这样能避免别人“说闲话”。
连他的女儿似乎也受到了父亲的感染。小梅到吴仁贤家做客时，女儿想送她些衣服，却又不好直说，于是就学足了吴仁贤的样子，装作漫不经心地告诉她，自己有些衣服穿不下了，丢掉又可惜，想给妹妹们穿。
随着小梅和妹妹们逐渐长大成人，吴仁贤忍不住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担心她们面对诱惑时会学坏。但他又不敢直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在电话里，他会小心翼翼地暗示小梅，要靠自己的努力赚钱，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当听说小妹在广州实习时，他也觉得担心，希望小梅把他的话也说给妹妹听。
有时，为了把这番话说得更委婉，这个行事果断的刑警通常要考虑半天，费尽心思。直到听别人说小梅觉得对他的帮助“很自然，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时，他才笑着吁口气，连说几个“那就好”。
而对小梅来说，除了“很忙”、“人很好”之外，她也说不出关于这个一直在帮助自己的杭州警察的太多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吴仁贤的面目在她心里一直是模糊的。
她对吴仁贤一直很有礼貌，连每次打电话之前，都要先发个短信问问他是不是方便。她很少跟吴仁贤提起自己在学校的烦恼。但她却总觉得吴仁贤是自己的亲人，只要想起那个说话慢悠悠的“吴叔叔”，心里就很踏实，“好像什么事都不用怕了”。
近5年的时间里，吴仁贤和小梅很少向对方表达过这种关心和感情，顶多是说一些简单的问候。有时候，吴仁贤甚至会忍不住询问那些和小梅通过电话的人，打听一些小梅心里的想法。
但吴仁贤却会把小梅发来的问候短信存在手机里，并且拿出来向人们炫耀。去年，在一条节日短信里，小梅说：“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给别人念这条短信时，这个大男人会有点不好意思地呲着牙，摸摸头，然后承认心里“还是有点得意”。
变 化
在这种关系平静地持续了5年之后，最近，吴仁贤和小梅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些变化。
2010年一次通电话时，小梅还是和往常一样简短地交待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挂掉以后，吴仁贤却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她声音有那么一丝不愉快。于是，破天荒地，他紧接着又把电话拨了回去。小梅在电话里哭了，这好像也是头一次。
之前，吴仁贤曾经听小梅随口说过几次，二妹的心脏有些问题，还为此耽误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次，小梅告诉他，二妹的病情急转直下，已经住进医院，很危险。
这可急坏了吴仁贤。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为这件事操了很多心，帮她们筹钱，出谋划策。等到二妹的病情稳定以后，他又动用各种关系，想着要替她换一家医院，接到杭州来治疗。
与此同时，这份一直默默进行的善举，突然被更多人知晓。杭州市公安局一个网名“黄蓉”的女民警，在自己的微博上传播了这个故事。短短100来字，却一时间成了许多人争相转发的热门话题。
许多名人和普通人都关注了这件事，很多人都表示被“感动”。有家公司的老板表示，面对这么多负面新闻，自己的心已经有些麻木，但这一次却觉得“人间自有真情在”。也有人感叹：警察里面也有很多好人。
紧接着，媒体记者们纷纷找到了滨江公安分局。现任分局局长陆钧甚至不得不拒绝一些媒体的采访。此前，他们曾连续几年将这件事作为“爱民月”的典型来推广，但没引起过什么注意。这一次媒体和外界的反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吴仁贤也开始接受各种采访，有的是本地的，也有的从外地打电话过来。这让他觉得有点手忙脚乱。一开始，他把小梅的信息告诉了媒体，这成为他最后悔的事情。因此，他对后来的记者再三要求，不得透露小梅和妹妹的身份，不准和小梅直接联系，也最好不要提到她母亲的职业，因为在他看来，“保证孩子不受伤害是第一位的”。
这个自称一贯低调的警察担心，他本来只是想帮助3个孩子，但这样的报道会让人们误解他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过，他也盘算着，适当的报道，可能会对二妹的治疗有所帮助。
像往常一样，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开始替3个孩子精打细算。一家媒体帮他联系了杭州当地的医院，他表示同意，但必须首先签订保密协议，治疗结束前，不得泄露消息，也不能让记者来采访。
自从小梅在电话里哭过那次之后，吴仁贤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很多。他们通的电话越来越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以前不会提到的事，小梅现在也会告诉他一些。在电话里，他仔细询问二妹的病情，每一次反复都让他眉头紧皱，唉声叹气。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小梅怎样和医生交流，怎样替妹妹办休学手续，甚至几次都忍不住想赶到当地去替她们处理这些事。
5年来一直潜藏的一些感情，似乎随着这次危机显现出来。吴仁贤笑着说，以前看小梅的短信，好像没觉得多感动，现在被大家一说，再回头看，“自己居然也觉得很感动了”。
一度只是想“顺手做件好事”的吴仁贤，如今也觉得自己已很难再从3个女孩的生活中脱身。5年以来，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吴仁贤头上已经有了些白发，原先瘦小的小梅也比以前胖了不少。当年，小梅母亲被害的出租屋附近是一片建筑工地，如今，那里的住宅楼房早已拔地而起，每平方米售价超过两万元。
而那些发生在心里的变化尽管不那么明显，却更持久。小梅在电话里说：“我想我们会一直像亲人一样。”
(文中小梅为化名)
本报记者 张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