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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尔·德穆兰在革命年代的影响力，只怕是大多数记者都梦寐以求的。这个因为严重口吃而不得不放弃律师梦想的法国年轻人，只用笔端随便摇一摇，就煽动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场场杀戮，让许多人流血。
许多人甚至相信，当初正是他点燃了巴黎市民暴乱并攻占巴士底狱的火花。当时他还是个穷光蛋，穿着一身象征自由的绿色衣服，拿着两把手枪，要人们跟他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他暂时成了骚动者的首领，这骚动最终埋葬了法国旧王朝，杀死了若干无辜者。
“将贵族带到灯塔，吊死他们！”在一本风行一时的小册子里，他这样写道。
德穆兰的故事足以证明，在一个群情激奋的乱世里，新闻媒体有多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建设性的，正如德穆兰那些呼吁阶层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的文章那样。但这力量却可以变得很残暴，他那些鼓吹革命暴力的文章，成为流行语挂在人们嘴边。他的几本攻击吉伦特派为革命敌人的小册子，不夸张地说，大大推动了恐怖统治的建立，并把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成员推上了断头台。
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德穆兰变得相当有名，也不再一贫如洗。没过多久，他已经可以自己创办报纸了。
据说，德穆兰是个宅心仁厚的人。历史家米涅还曾想替他辩解，认为他对暴力的热爱是出于对共和国的迫切追求，而他对吉伦特派的攻击——或者说诽谤——则是为了让共和国不至于分裂。也有证据表明，他对自己小册子所导致的后果是震惊和后悔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谁都不该忘记的，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攻击而被处死的布里索，曾多次在危机中替德穆兰辩护，并且一度“像父亲指导他的儿子”那样教导他。
“他为共和国竭尽心力，无微不至，甚至牺牲了公正和人道。”米涅的这个评价，很难说是在夸奖他，还是在羞辱他。
德穆兰交友广泛。他曾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记者马拉关系密切，也曾受相对宽厚一些的丹东影响很大。他和罗伯斯庇尔是童年好友，并且曾在他创办的第一期《老科德利尔报》上为罗氏提供文字炮弹，让他借以掀起民愤杀死政敌。当有人觉得德穆兰言辞太激烈而且谎话连篇时，罗伯斯庇尔还曾用精彩的演说维护过他。
但这种深厚友谊在革命面前也很快瓦解了。这也许能说明德穆兰对共和国的爱起码是真诚的——当他发现共和国已经变味的时候。他像以前激烈地抨击，只不过，这一次被他指责为革命敌人的，是他以前的战友。
在造成那么多血腥之后，这名大记者开始改变立场，对抗自己参与制造的罪孽。他开始反感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建议政府温和、宽厚。他终于认清：越来越激进的革命会造成恐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划成革命的对象。
此时，记者德穆兰依然那么慷慨激昂，妙笔生花，但为时已晚。
他所鼓吹的对革命暴力的推崇，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怪物。靠恐怖夺得的权力，只能靠恐怖继续维持下去。在那份曾经激烈无比的《老科德利尔报》上，他开始控诉恐怖和独裁，“要使自己免于一死，必须对亲戚朋友的死表示高兴，”他写道，“人们担心连表示恐惧也有罪。”
德穆兰主张废除独裁，建立宽大委员会。他作为记者的影响力还在，许多人互相询问“你有没有看过《老科德利尔报》”。但留给他的时间很少了。他很快被视为敌人和眼中钉，他的报纸也遭到焚烧。没过多久，他与丹东一起被判处死刑。
德穆兰曾经因为鼓吹在灯塔吊死贵族，而被人们称为“灯塔检察官”。他死的时候，革命者已经有了更先进的断头机。在15个人中，他第3个被砍头。
他34年的短暂人生足以提醒所有靠煽动仇恨而声名日隆的人，将暴力从心怀不满的人群中激起是何其容易，但要使它平息又何其艰难。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