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最好不出书

    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最近被批捕。和其他腐败分子不同的是，张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爱好著书立说。张敬礼利用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身份销售自己所著书籍，一些药企为了巴结这位副局长或者“曲线行贿”，不惜出高价购买“局长书”。张敬礼的非法经营额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通过一本书的销售就敛财566万元。

    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张敬礼的著作，多为医药保健方面的业务书籍和医药管理体制方面的理论书籍。由此可见，张敬礼至少还能称得上一位业务型领导干部，按流行的说法，也算“学者型官员”。虽然此公也曾光顾“天上人间”，并留下不堪入目的把柄，也毕竟算是留下了一些智力成果。领导干部学理论、钻业务值得倡导，但以书敛财，则与其他腐败行为无异。无论所著书籍学术价值和艺术品位如何，这种看似雅致的腐败，依然折射出权力通吃下的腐败路径。

    靠著书敛财，张敬礼不是第一人。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汪风雄曾著《雄风如歌》一书。当时汪担任第一副厅长，权力盛极一时。该书共288页，定价58元，在当时已经贵得离谱。该书内容胡拼乱凑，序言竟是自己在“三讲”中的党员先进性剖析材料。但神奇的是，该书却一版再版，并一度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4名。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另一本《岁月如诗》定价35元。经查，两本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三位官员借书敛财的套路，都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夜阅旧刊，读到一位古代官员强卖自己“著作”的故事，不由得叹服“历史惊人的一致”。张祖翼《清代野记》记载了河北省枣强县一位姓方的知县借出书敛财的故事。在一次节会上，方知县特设酒食招待乡民。席后，“出所著《语录》若干册遍给之，且曰‘此本县令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尔曹可散去。按都图散之，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耆老以为赠也，称谢而去。翌日檄诸里长等按户收刊费，每册若干，又获金无算。”赠书转眼间变为售书，原因无他，就在于县令的威权。今日那些争相购买官员书籍的下属或者商人，哪一个不是慑于权力的淫威，或者意欲迎合乃至收买权力呢？ 

    当然不能说所有官员写书都是为了捞钱。中国自古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文化传统。古时候很多文学家、诗人、学者本身就是官员。除去官职俸禄之外，著书立说也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不过，著书并非官员本职。如果所著书籍多为秘书代劳，实质是对他人脑力劳动成果的强行剥夺，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更何况，一旦所著书籍进入市场，就会成为一种经营行为，而党纪政纪都明令禁止官员从事经营性活动。

    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剥夺官员出书的权利呢？当然不是。任何级别的官员都有回归平淡的那天。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心境更闲适，时间更充裕，无论整理昔日创作成果或者撰写新著，都不失为一件乐事。小学生都懂“一心不可二用”的道理。今天既在高位，就理当一心当个好官。否则，把官帽还给人民，躲进书斋潜心著述去，谁也不会拦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