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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中小学教材一下子成为社会各界争议不断的热点。先是2009年总理在北京听课时发现了地理教材中的错误，随后是去年上半年鲁迅文章大量撤出教科书。同时，各种版本中小学教材中存在的违背常识、明显编造的问题被不断揭露出来。与之对应的，是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在市场上畅销，受到家长的追捧。
2010年年底，这股对教材的批评浪潮达到顶峰，某民间学术团体强烈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有人甚至提出，目前教材内容对孩子成长比三聚氰氨毒奶粉还要有害……
客观地说，我认为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内容改革并没有落后于国家整体教育改革的步伐。但是，很显然，社会民众的要求,特别是大家对于以人为本、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现实所能提供的。
认真反思一下，教科书自古一直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文化中很核心、很关键的构成部分。从我国古代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识字启蒙，青少年研习四书五经以应科举选仕，多年来家长们一直督促子女熟读唐诗三百首以能出口成诵，各阶段教育几乎都是围绕一本（些）经典好书展开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广大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课堂上，教科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围绕一本事先选定的优秀课本，老师教之、学生学之、期末考之几乎构成了我们课堂教学的主线。其中，那一本教材自然而然地处于核心地位。很多时候它是学生课上课下学习的主要信息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府在学校教材编写和供应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
我们多年来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样的教材才算是好教材呢？我结合自己在国外研究生学习的经验，谈谈美国大学是如何选择和使用教材的,或许能对国内当前的热论有一些启发。
美国的大学课堂，尤其是文科院系，几乎没有使用一本指定教科书的做法。课堂上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材料，基本上是由任课教师设计和决定，当然课程教学方案也要事先经过学校有关部门审核。教授指定学生学习的通常是一堆书，少则三四本多则七八本，而课堂上还要阅读大量的材料，其中不少是近期发表的期刊论文，因为期刊论文往往是一个专业领域最新近的研究成果。通常一个学期18周，第一堂课老师就要发一个课程大纲(syllabus)下来。教学目的、目标、要求和各周的学习内容和作业任务，上面都会明确列出来。每一周的学习任务大多围绕某一个专题挑选一些著作章节和数篇论文，学生要在这一周上课之前全部读完看完，然后上课来参加讨论交流。课堂上发言、全体或分组讨论，课后写作业，都是基于阅读材料上的内容。而讨论表现和作业都要算进期末成绩中。
这些学习材料的选择通常是按照任课教师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有时是其他教师或学生的推荐列出来的，大多是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每一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调整或更新。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学生手中都是厚厚一大本学习材料，用一个穿孔的大夹子夹好。除了一些统计学方法的课程，几乎从来没有像我们国内这样的一本教科书一个学期教学到底的。
美国大学课堂学习材料的组合和选用方式，其实是从教材（textbook）转化到了“学材”(learning materials)。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其一，打破了教材知识神圣化倾向。某一课本上的内容并不是唯一真理，编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知识学习的一个媒介载体。囿于编写者个人研究角度和知识背景，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其二，多种材料的“五谷杂粮式”组合，保证学生有广泛的阅读量和开阔的知识视野；教师总是挑选最好最新的材料发给学生，能保证学生熟悉和了解该专业领域新近的知识成果和不同角度的理论观点。
其三，读书读材料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和思考。课堂上老师很少讲教材，最多是提纲挈领地串讲一遍，多数时间是带着学生讨论，有时甚至是对章节内容和文章观点的评议反思，指出其好在哪里、问题是什么。这种建立在大量阅读、集体讨论、问答点拨基础上的教学方式,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谈话式教学法（产婆术）一脉相承，也符合美国大学的教学目标，即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方式（critical and creativity thinking）。
美国大学各种教材类书籍的供应完全是走市场化，也就是教师指定书籍名称、由学生去学校书店或网上书店自己买的，而不是由学校或系里统一购买的。这样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利益纠缠。
同时，还能激发教师学者们编写好教材的积极性。因为高校的课本大多价格昂贵，出版社和书店生意很好，二手教材市场交易活跃。教材版税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吸引高校教师学者们积极参与教材的研究和编写，不断更新推出新版本。例如，我的导师编写的几本著作都是这个专业领域的权威用书，被许多大学院系的教师选用，她每年的版税收入不低于其大学工资。
美国大学的教材选用方式给我们的启示很多。第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教材,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它们都不过是知识的载体和媒体而已,教师们首先要打破所谓最佳教材、完美教材的迷信。第二，课堂上的学习材料不应该是只有一本书,越是到高年级学生就越应该搞学习材料组合，选那些新近出版的好著作，以及一些期刊论文或文章作为学习材料。把一个领域最新鲜有用、活的知识和多种观点教给学生，而不只是一本书上的死知识。第三，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应该走市场化、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其与政府、出版社、学校利益捆绑。多年来政府组织编写并指定统一使用的老办法，容易导致市场垄断和滋生腐败，也不利于学术繁荣。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激励激发各类教育机构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研发编写，鼓励各级各类学校自由选用，当然对其内容的审核和把关是必要的。第四，与教材内容改革密切相关的是教学方式（教材使用）的改革，就是从那种照本宣科、知识灌输的做法过渡到以点拨和启发思维为主上来，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主动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而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为内核，也是最难改的东西。
年前，教育部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各个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问题。而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正是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中心环节。改正当前中小学教材中的错误漏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好教材的制度机制。研究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背景下教材观念和使用方式革新更是深层次改革的关键。我们也期待着由中小学教材内容所引发的这次社会大讨论，能够推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方式能够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改革，从而整体提升我国的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