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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衣服、被子、玩具、红星二锅头、IBM电脑、避孕套、方便面、药品，当然还有钱
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们带上行李，急切地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1月23日，北京二环边上的一处工地，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一起，把门口差不多堵了一半。十几位农民工正等待工地送他们去车站的面包车。花花绿绿的编织袋和鼓鼓囊囊的手提包占了一层，上面是整箱的北京二锅头，装满食品的红色塑料袋等。一辆旧的白色面包车停下，这些工人肩扛手提，三五分钟就连人带包上了车。不一会儿，车子就缓缓驶入了城市拥堵的车流之中，将这些农民工带上回老家过年的旅途。
接近春节，京城里的建筑工地多数已经停工，大批农民工已经陆续返乡。现在还没走的，除了过年期间留守的，大部分就是等着拿齐工资的。一处工地上的负责人介绍，那些在较远省份的，更是赶在春运前就回到了家。年轻点的也多数离开了，他们爱玩，呆不住，工资下来等着收汇款就行了。
大编织袋，尤其是蓝白相间的那种，似乎是农民工来往城市时随身携带的“标配”行李。在很多城市人的印象里：所有的民工返乡都会挎着这样一个大编织带，或者再扛一个绑得结结实实的纸箱子，他们成群结队进站，急急火火地上车下车。实际上，现在打工者回家过年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双肩包、手提包，甚至还有体面的拉杆箱。年轻一代的打工者们或许还会烫染上黄色的头发，衣着流行，一手拉着印有名牌标志的皮箱，一手从容地摆弄手机或者是其他电子娱乐产品。
不过，可能是由于工作环境尘土较大，在建筑工地干活儿的打工者不少都穿着深色衣服，背着编织袋。即便是编织袋，也是各种花色，不再单调。这些从大城市背到农村的编织袋，看上去鼓鼓的，分量却不重。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几件换洗的衣服，有的还有要拆洗的被子。有些人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有些人的衣服则胡乱卷成一团，还散发出阵阵的气味。被子却都是很轻。
如今，农民工回家过年时带的行李确实越来越少，背包也越来越小。除了随身衣物，他们往往啥都不带，顶多还能从兜里摸出来手机和香烟。一位农民工说，以前带的东西太多，坐公交车售票员还要多收张票，自己都觉得太麻烦。不少农民工选择邮寄包裹，尤其是那些来年换地方干活儿的，他们得把被褥寄回家。这几年，据来自邮政部门的数字显示，年前一般都是出京包裹处理量的高峰期。
1月20日，北京建工集团北国公司在三环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来自公司总部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在欢送这里的务工人员返乡。他们带来了水果、年历和宣传手册。严寒中，大夫潘杰把工人们从四处喊来，她边给他们发放避孕套等药具，边简短地叮嘱着。几位岁数稍大的工人互相连骂带笑地开着玩笑。
这里工人的情绪都不错，他们的工资基本上能得到解决。37岁的朱孬将一边收拾着回去的东西，一边拿出了自己才买了两三个月的新碟机。这个看上去像个小电脑的碟机能放碟片，还能看电视。朱孬将是工地的保安，要值夜班，晚上12点之前是不能睡的。他就花了540元钱，买了这个，陪他度过漫漫长夜。他是开封人，爱听河南戏曲，工友们闲了也常三三两两地一起守在这个小机器前打发时间。
有学者讲，农民工在大城市购买吃、穿、玩具，带回家过年，这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心理需求。这既可以让常年在外的他们对家人做出一些补偿，也能让他们在村里人面前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感。然而，在面对北京这样国际大都市的品味和消费水准时，这种心理需求会显得不大强烈。
离开北京这座大城市时，民工们多数不多买东西往家带。北国公司工地上的包工头陈豪杰介绍，现在老家啥东西都卖，他们回家后会到县城、乡镇去买新衣服，买年货。东西要都在北京买，花销就太大了。工地上工种不同，工人收入也相差较大。他说，他们工地的工人平均每月能挣两千多元钱，回家过年差不多每人要花两三千元吧，多的花四五千元。除了买衣服和年货，回家的农民工总要给父母留点钱。一位农民工笑着说：“俺们不带东西，现在老家，把钱带回去就好，呵呵。”
陈豪杰今年30岁，河北邯郸人。他是这个工地的包工头，现在有五六十人，多的时候，他曾管理过一百五六十人的施工队。在工地的铁皮房集体宿舍，他有单独的一间房，爱人和11个月的儿子在这里一起陪伴着他。陈豪杰有两次看孩子的时候想着工地的事儿，摔了孩子，爱人好好地跟他吵了一架。
初中毕业后，他在亲戚的帮助下搞起了建筑，如今带施工队已经四五年了。他会是最后离开工地的人，也不多带什么东西，年货、玩具啥的都回去买。他让开车回去的同乡捎了两箱酒，一箱瓷瓶的红星二锅头，一箱京酒。这显然比普通建筑工人带的酒要贵不少。他还会随身带上他的IBM笔记本电脑。工地上不了网，他主要用来记考勤，写工作日志和施工责任制之类的。
邢申家是河北承德的，离北京不远。他的编织袋里只放了几件衣服和一床不厚的被子，连水、方便面之类的都没买。这位52岁的农民工煞有介事地说：“来年再来参加祖国建设，多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