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嵩应该是历史上最早一位钟情和研究太姥山的重量级人物。林嵩还应该是历史上最早一位为太姥山宣传和推广的形象代言人。
被誉为“闽中之全才”的林嵩,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生于长溪赤岸(今霞浦松港街道赤岸村),他天资聪颖,好学有大志,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赴考长安,一举考中进士。
林嵩的故居面临东海的松山港湾,原是一座单层6间大厝,可惜大部分建筑毁于清末战火,惟独留下一块刻有“劝儒乡擢秀里第二都”字样的石碑。故居背后,就是连绵起伏的太姥山脉,而林嵩一生与太姥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2岁那年,林嵩开始在太姥山西脉的灵山筑草堂书院刻苦攻读。灵山今属福鼎市秦屿镇礼澳村,草堂书院坐落于灵山的一个小山坳中,如今遗址犹存,墙基尚在;荒草丛中,还有一口水井,以青石为底,井水依然清冽。因林嵩在灵山筑草堂读书,所以后人又称灵山为草堂山。此山山势较缓,站在草堂书院遗址上,仰望可见太姥山岳诸峰,巍峨挺拔;俯视可见晴川海湾,水天一色。如此奇美的山色海景陪伴林嵩在草堂书院读书13年,千古名联“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寄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就诞生于此。
更难能可贵的是,林嵩登第后,翌年荣归故里,除叩拜高堂,欢会亲朋外,还带头以赴考节余旅费为基金,在蓝溪之上建桥,因为他在灵山读书时,曾目睹蓝溪“河流湍急,一雨成灾”的状况。如今蓝溪桥遗址犹在,桥头有碑,现桥为民国时重建,仍是通往太姥山的路径之一。
建蓝溪桥应该是林嵩热爱故乡,钟情太姥山的第一次回报。福建省观察使李晦以林嵩“禀山川之秀气,闽中之全才”上报朝廷,奏请敕改乡、里旧名,以旌表贤良。乾符五年唐僖宗即降旨:授予林嵩秘书省正字的官职;改赤岸乡为“劝儒乡”,故里为“擢秀”,劝儒乡下辖五个里,除擢秀外,为望海、遥香、育仁、廉江四里。这四个里在清乾隆四年设县,就是现在的福鼎市。福鼎建县,虽在林嵩身后的800年,但饮水思源,福鼎人民应该感谢林嵩。
林嵩到长安任职三年便弃官回乡,弃官的原因,与那年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大有关系。林嵩为此写下:“一任旁人谈好恶,此心愿不愧苍生”的诗句,足以说明林嵩当时的情境与心意。但不管如何,太姥山有幸,让他再一次回报了故乡。
如果说在太姥山下13年的刻苦攻读,让林嵩对太姥山的认识是感性的,那么此番重返草堂书院,则给了他全面理性考察和研究这座东南名山的机会。
此时的太姥山已经名声在外,在林嵩考中进士后两年,唐僖宗敕建国兴寺。太姥山寺庵不少,但规模最大的数国兴寺,单石柱就有360根,可惜在宋代焚毁,今寺前旷坪上尚有许多石柱横卧草丛之中,很有沧桑感。而造化所赐之太姥山峰险、石奇、洞幽、雾幻的“四绝”美景也引起世人的注目,林嵩努力的结晶体现在他此时写下的《太姥山记》。
这是现存关于太姥山的最早文献。文中对几条入山路线的介绍,虽简明扼要,但极有次序而科学,从他的许多景点描述中,既可领略经典传世,又可看到历史演变。除此,《太姥山记》还为我们认识太姥山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尤其是关于摩尼教的记载。林嵩对太姥山认识中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熟悉和热爱。在《太姥山记》中,他以主人或导游的身份介绍太姥山景物,如数家珍,这在所有古人的太姥山游记中极为罕见。
在太姥山下闲云野鹤、充实繁忙的日子又过了3年,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福建道观察使陈岩聘林嵩为团练巡检官。唐僖宗还都京城后,重新起用林嵩,后官至金州刺史。在职期间,林嵩勤于吏治,“政声感人”,但生不逢时,林嵩虽掌一州军政大权,终无法挽回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只好借故奏请提前退休回乡。
晚年的林嵩,先在离家不远的岱村整理旧籍,后迁居溪畔,种梨树、筑草堂,取名“梨花草堂”,梨溪在今霞浦县杨家溪风景区的龙亭村,也属于大太姥山风景区,他就在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过着悠闲清淡、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林嵩享年96岁,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逝世。这样的高寿,于今看来,也是罕见。我想,这与他早年乐山晚年乐水一定有很大关系,仁者智者林嵩似乎用生命诠释了自己是如何“禀山川之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