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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们举行了一场与医改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对话，医改话题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管理论坛”上，医改照样成了参会者们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黄建始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重点该在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上多下功夫。人们生病少、生大病少，“看病难、看病贵”自然缓解了。由此，他还特别建议卫生部更名为“健康部”。
生活方式变了，但健康的观念却没有更新
黄建始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们却常常忽视这些变化对身体的影响，对健康的态度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前。
有数据显示，40年前，中国人每顿饭至少吃20分钟、咀嚼1000多次。吃的粮食蔬菜多，鸡鸭鱼肉少。城里人上班骑自行车，农村人下地凭两只脚，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也没有可乐、汉堡包。那个时候，癌症和心脏病离中国人很远，患糖尿病的人不多，甚至医学院校的教科书里还没有“脂肪肝”。
现在，很多人没顿饭最多花10分钟，能咀嚼500次就不错了。饭桌上油水越来越重，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烟民，麦当劳、肯德基遍地开花，一些孩子生下来就是巨型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胡大一说，当下，每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上了治不好的慢性病，每年还新增1000万人；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患有心血管病，而且每10秒钟就去世一个；肺癌死亡率在30年中增加了5倍，全球1/3的肺癌患者在中国。老百姓和媒体议论最多的，除了房子，就是看病。
有病就得有药。有消息说，中国人已经宣布，要用2至3年的时间，不惜50亿元人民币，完成“重大新药创新”。医学院里，不管老师还是医生，看病和教书都在其次了，重要的是“分子生物学”！这种状态在黄建始看来，多少有的缘木求鱼。
得了病再去治就太愚笨了
黄建始说，以前，在医学领域，治疗最被看重，而当科学发展到今天，还等着得了病再去治就太愚笨了。何况，以当前的医疗水平，很多“富贵病”是治不好的。人们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精力多放在病前，而不是放在病后。
美国人的一笔经济账就是前车之鉴。对慢性病的研究，过去60年，美国人花了无数的资源，研制出很多治疗药物，但能治愈慢性病的药几乎不存在。比如说，由于上个世纪医学的贡献，如今几乎每一个高血压病人都可以借助药物有效地控制血压。然而，直到今天，全球高血压病人还是在不断地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高血压悖论”。
作为心血管内科的权威，胡大一以心脏病为例指出，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4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更糟糕的是，支架虽然能救命，却不能改变心血管患病率暴涨的趋势。“盲目做支架，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预防，不做控制，永远都是救600多个，多死1800多个，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
为什么思路不能变一变呢？众多公共卫生专家们提出，如果把健康视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那么，生病就相当于“不及格的学生”。按现在只关注病的思维，临床医学关注的是“不及格考生的补考”，基础医学关注的是“为什么不及格”，而预防医学关注的是“如何预防不及格”。
预防上投入1元，至少可省8元医药费
“我们今天要以健康为中心，主动出击，管理健康。要不要养生、要不要防病，要！然而，我们不能光停留在传统的养生上，也不能光被动地防病，要在养生，防病的基础上战线前移，从病人前移到高位人群，从病前移到健康危险因素，从医院前移到社区、农村、厂矿，从药房前移到书房、厨房！”黄建始说。
有研究证实：每在预防上投入1元钱，至少可省8元医药费。早在2008年，卫生部部长陈竺即指出，“钱不能只花在‘末端’的治疗上。现在医疗事业的模式要转换，把优质的资源转向早期预防。决定一个人健康的因素，先天遗传占30%，生活习惯占30%，医疗只占8%，所以预防和保障非常关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也曾对媒体透露，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至80%花在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
业界已经有了这样的声音，医学教育要彻底改变当前根据生物医学模式确定方向和重点的错误现状。医学教育要保证21世纪的医生必须同时是一个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健康管理师。医学研究不但要研究基因，还应该研究环境；临床不但琢磨药物和手术，也要琢磨生活方式。医疗服务应该从只为20%的疾病人口服务转变为包括80%健康人口在内所有人的健康服务。
胡大一也不厌其烦的宣扬这样的观点：人们非要等到有了症状，疾病进入终末期才到医院治病，从而导致看病难、看病贵。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转型，去关注没症状的人。
黄建始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应该尽快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部。在健康部里，应该设有专门负责国民健康管理的司局机构。在资源分配上优先考虑和发展医疗系统健康管理的能力。“这才是医改应该做的事情！”黄说。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