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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之后的触动
虽然在县城每天都能看到在各种岗位上忙忙碌碌的新生代农民工，但覃春媛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作为湖南省桑植县人大代表，她坦言，“不太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我觉得面对面活动……挺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在座谈会上，一个小伙子笨拙含混的表述让覃春媛印象深刻，她意识到，这些初中毕业便出来谋生的孩子，需要的是知识，“他们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表达不清楚，怎么让别人去帮助他们？又怎么去谋求高薪的职位并在城里立足呢？”在她看来，让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无法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便是缺技术、缺技能。
然而，这些年轻人自己对于知识的渴求，在这个贫穷的县城里，表现的却并不是那么强烈。
吴俞萍曾经负责青年技能的培训工作，每次培训之前，她都会把培训通知发到各单位，反复地动员宣传，甚至是“求着他们来”。但是，来接受培训的农民工仍然是寥寥无几。
“建议他们多学一些技术，多参加一些培训，现在不是没培训，我们县有培训，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培训，家电维修、烹饪之类的，而且都是免费的，他们多学一点可以增加就业创业的资本。”覃春媛坦言。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问题，通过“面对面”活动的开展，一则“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建议”的提案也被两位人大代表带上了县里的两会，并在两会上得到更多人的同声呼应。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田军则呼吁家长能更多地考虑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双方至少要留一个在家里。”他建议。
不会表达绝不代表“没问题”
29岁的黄玉华则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能“表达自己”的一位进城农民工。现在她有时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有时候自己也会琢磨：是农民呢，还是城里人呢？“要说是农民吧，我现在是长期生活在县城里，工作都在县城里。要说我是城里人吧，我的户口还在农村，在县城也还是租房子住。”
在桑植县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为主题的“面对面”座谈会上，这个打扮入时的姑娘让在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看不出来她是个农民工，“融入”二字似乎在她身上并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黄玉华坦言自己和身边的兄弟姐妹“并不是没有问题”。“现在县城房价高，即使我是自己创业，收入比打工的农民工高一些，但仍然买不起房子。年轻的农民工们普遍工资不高、住房困难、缺乏培训，还有就业难，创业也难。”在座谈会上，面对代表委员们，黄玉华不仅说出了自己的困难，也说出了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困难。
来自云南农村的彭国林到桑植县城打工已经好几年了，现在的他是县城一家公司的团委书记，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他说不上是满意还是不满意，2000多元的工资在桑植县尽管几乎已经属于“上层”，但是面对高昂的房价，他仍然只能“望房兴叹”，一家人栖身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桑植县属于贫困县，工资低，物价却很高，一般的消费比市里还高。房价现在2000多元1平方米，我们这些打工族根本是买不起的。”彭国林说。
在打工者的行业里，彭国林属于幸运的那一种人：经过几年的打拼，也算混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工资还算高，公司提供宿舍。
但是对于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在开展“面对面”活动之前，桑植团县委做了一份调查，在对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只在1000元左右，而他们的期待也不过是1500元左右的水平。
“像餐馆的服务员、超市的售货员等，他们的工资都只在800～1000元左右，这样的水平是根本买不起房子的。”桑植团县委副书记吴俞萍说。
现在，彭国林负责为公司招收员工，他每年都会接触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他的记忆里，很多人连负担200～300元左右的租房费都觉得费力，“更何况买房子了。”因为工资低，也有很多人跑到大城市打工。
桑植县政协委员、县工会副主席彭长佐长期接触农民工，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他并不陌生。“有的人租住在很小的房间，有的人则睡在几个人挤在一起的打工棚里。”在他看来，靠着打工的微薄收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很难在县城实现安家梦的。
来自桑植县凉水口镇的青年黄秀英在外省打工几年后，因为结婚生孩子又回到了桑植，在一家公司打工的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找个好一点的事做，工资高一点”，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她的负担明显重了很多。
离乡农民工的最大牵挂
桑植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因为贫穷，县里的企业少，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据2009年的数据显示，桑植农民工总量为35万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1.6%。
“外出务工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这是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 吴俞萍说。
桑植县第一小学的田军老师经常接触留守儿童。在他的学校里，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在他看来，父母的外出打工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这些孩子多是跟着爷爷奶奶，老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他们。很多问题也因此产生。”田军说。他曾接触过一个孩子，每天按时离家上学。可是上课的时间他却都是泡在网吧里，而他的爷爷奶奶却一直都没有察觉。
“学校只能保证学生上课时间的教育，放学后只能交给家庭。学校能做的就是多联系家长。”在座谈会上，田军说。
黄玉华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她的周围，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上学，放学以后的孩子多是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教育质量很成问题。她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父母出去打工后就跟着老人，孩子放学后，老人连写作业都辅导不了。
“留守儿童问题，几乎是所有外出务工农民工一致关心的问题。” 吴俞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