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笔记

    历史隧道

    王天兵先生《哥萨克的末日》，虽出版有年，仍常读常新。其最大的看点，是关于苏联与波兰战争的描述。

    苏波战争发生于1920年7月，此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 “胜利”已过去将近3年。战争持续时间并不长，不到半年，以苏军的彻底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这场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叶戈罗夫，日后都成为苏军最重要的将领，更不要说斯大林本人了。可见苏联人非常看重这场失败的战争。

    一场惨败战争的领导者，不仅没受到应有的处罚，却个个高升，其中必有原由。原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与各方力量组成的反苏维埃阵营，打了两年内战，取得重大胜利，而列宁同志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心里无底——因为马克思说了，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跟斯大林不同，放不下这块心病，决心通过输出革命，期望整个西方世界燃起革命的大火，进而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世界。而打开通向西方世界的革命道路，最薄弱的环节，莫过于波兰。苏波战争在所难免。

    列宁（严格来说，包括托洛斯基）输出革命的方向，一是向西，以苏波战争为标志；一是向东，1920年，一位叫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的苏联人，跑到北京、上海，鼓动革命，随后苏联人（共产国际）在朝鲜、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遍撒革命种子。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苏波战争期间，苏军取得前期胜利的7月下旬，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巧合的是，苏军对波兰获得最大胜利的7月19日，维经斯基正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上海开会。中国人后来80余年的命运，跟这个7月19日，有着密切关系。苏波战争苏联失败后，西方的大门向苏联人彻底关上，东方便成为苏联人瞄准的重要目标。广种薄收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成了苏联人理想的试验田。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与这个大背景不无相关。

    致敬

    商务版《西方引语宝典》，大约1999年进入出版程序，2001年年初问世，印刷5000册。精装一大本，定价28元。

    开篇为陈原老的“无话可说”序言——无话可说，说了五千言。从中传递的信息，有些让人会意，有些让人难过，有些让人敬佩。原老说，把一种民族的名言警句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难度极大，一不小心，便会失去原来的神韵，所以翻译可谓“灵魂的冒险”。凡有过翻译经历的人，都会同意原老的意见。原老还说，“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编辑部都是既可爱又可恨的”。谜底请读者自己找吧。原老修养极好，善解人意，但该说话时决不缩头。在“主编自序”中，张致祥先生有言：“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有分析有鉴别地收录和评介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用知识和理论成果的同时，警惕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对于有意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辞，坚决摈弃之。”

    陈原老善解人意，话锋陡转，写道：“怕得有道理。”但他未止于此，继续写道：不过时代不同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不但要了解物质世界，还必须了解精神世界。”更精彩的是：“党教育我们不要故步自封，要勇敢地正视、理解、接受西方的文化精华，继承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上面张、陈两段，都写（改）于1999年，历史即将前行到21世纪时，让我有说不出的难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每前进一步，多难。原老毕竟是原老，他转了些圈子后，写道：“因此我又呼吁宽容，评论吧，但不要打棍子。”写下这话时，原老已81岁高龄。2002年秋天，我们与原老最后一次饮酒，原老借着酒意，低吟俄罗斯民歌，谁知两年后的10月26日，他撒手离开人世。

    主编张致祥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是李赋宁先生的高足。李先生为该作写序，自是情理之中。李先生给宝典的序言，也带着微笑，讲了一个开始让人大笑，后让人苦笑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李先生在耶鲁攻读英国文学，一天午餐，有人问起“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法文引语的出处。同桌的几位法文系研究生都没答上来。李先生“碰巧”知道，说是出自莫里哀喜剧《屈打成招》。剧中冒充医生的，把人体心脏位置搞错，当别人纠正时，他却说“我们已经改变了一切”。随后，李赋宁先生补充道：“莫里哀所讽刺的对象不仅是愚昧无知，而且是厚颜无耻为愚昧辩解。心脏在人体左方，肝脏在右方，过去是这样，‘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各位看官，读过，你是笑还是哭啊。2004年，与原老同一年的5月10日，李赋宁先生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