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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金色相框里的结婚照沾满了灰尘，照片上的回族姑娘胡青梅穿着白色婚纱，倚靠着身材并不高大的丈夫，满脸青涩。那一年，她19岁，刚刚跟随在新疆阿克苏打工的丈夫远嫁到这里——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秦王川移民区秦川镇红星村。
8年前，她是本报《秦王川移民纪事》一文中写到的人物。2011年2月10日午后，在红星村，她还是一眼认出了记者。看上去，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繁重的劳作让她的皮肤变得粗糙，风沙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两片明显的“高原红”印记。再次怀有身孕的胡青梅脸上挂着笑容，孩子将在秋天出生。
据当地学者苏裕民先生考证，唐朝时这里曾是秦王养马的地方，故而得了秦王川这个名字。历史上，这里是一块贫瘠之地，十年九旱，荒原百里常年风沙不息。哪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依然干旱而贫瘠。
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引大入秦”工程将清澈的河水从黄河的二级支流大通河引到了秦王川。当地的宣传标语写道：“引来大通水，润泽秦王川”。1994年，引大入秦总干渠建成通水，当地政府确定的“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改变贫困面貌，安置贫困山区移民”三大目标逐步实现。也是在这一时期，红星村的移民从全省各地迁往秦王川。
起初，红星村根本没有名字，移民办的干部都喊它“十八县”。1998年移民时，红星村只有200多户人家，来自甘肃省内18个县份。据新任村主任左军说，后来由于条件艰苦，有几个县的移民“打道回府”了，现在只剩下14个县的移民。红星村的移民大体属于“插花”式移民，即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的移民。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里，红星村悄然发生着变化。
“刚来的时候，没房子住，住沙坑。”左军回忆说。他孤身一人在村里蹲了两年，等到情况稍微好转，才将妻儿从老家接来。这几年，又陆续把弟弟、父母也接到了秦王川。
左军的老家在以干旱缺水闻名世界的甘肃定西。迁来红星村之前，高中毕业的他已经在家乡教了14年的书，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薪水，被称为“代课教师”。来到红星村后，他继续半教半农，等待转正。2008年，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左军等来的是一纸永久辞退书。
左军至今仍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等证件。这是他个人历史的见证，也是他心中永远的伤痛。
“这里变化还是大，比老家肯定好。”左军的妻子上官茶歌说。这个拥有诗一般名字的女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是，为支持丈夫的理想，她要担负起养活这个家的重任。这些年，她跑遍了周边的建筑队，甚至连青海玉树她都去过。
在移民村，人们与家乡的联系总是难以割断的。临近春节，家家户户照例还是要煎油果子、蒸花卷的，就连小孩儿帽子上的头饰，也保留了家乡的风格。当然，最直接的联系还是不变的乡音。这个号称是“十八县”的移民村，至少可以找出七八种大体相同却存在细微差异的方言。
与中国西部绝大多数农村类似，红星村是典型的打工村庄。春节期间本是村里一年最热闹的时刻，但初八、初九这两天，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看见孩子们的身影。这个春节，除了年轻人组队去参加乡里举办的篮球赛外，村子里再没有什么集体活动。
最终没能鼓捣起秧歌队，王应祥老人多少有点失落。那面有些年头的牛皮鼓只能静静地躺在他家的墙角。王应祥来自甘肃省会宁县汉岔乡。在他的老家，每到过年，村村都有社火，舞龙耍狮，煞是热闹。这位当过兵，见过世面的老人总想给村子里做点什么，但他发现困难重重。比如，收缴活动经费就是件棘手的事情。
初春，红星村周边的田地里群寂无声，偶尔有人家在平整土地。
红星村地势北高南低。村庄的南面，聚居着数十户回民。这几天，59岁的咸世民和女婿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打算将女婿家的院墙搭建起来。
对常住在红星村的这数十户回民来说，新年，将有一件大事发生——清真寺即将筹建。以往，没有场所，做礼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40岁的马虎祥说，他每周要骑40分钟的自行车才能去最近的一所清真寺礼拜一次。
有关兰州市“开发秦王川，再造新兰州”的城市发展战略，自从去年提出以来就一直是移民村居民谈论的主要话题。兰州市提出，力争用5至10年的时间，在GDP和城区面积上再造一个兰州，战场就选在秦王川。这意味着，新一轮土地征用与拆迁的序幕即将拉开，城镇化的大潮将席卷秦王川，农民“上楼”不可避免。
“这种生活我不是没想过。但是生活怎么维持，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根了。”35岁的王成显出担忧。他同样当过代课教师，现在，不得已也加入打工大军，外出讨生活。
对于即将可能面临的变化，移民村的住户们既担忧又充满期待。“或许是个好事。但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安定下来的移民来说，又未必是好事。”王成说。
本报记者 张鹏 晋永权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