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2月14日，星期一，62岁的曹福柱像往常一样，早上5点就拄着拐杖到车站，赶车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曹福柱身患半身不遂已近10年，走路一步最多走半尺，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普通人两个小时的路程，曹大爷则要花一个上午。“到了法院，就12点多了，拿个号排排队，下午一点半能见着法官反映情况”。
从2008年开始，曹福柱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都是这样度过的。
曹福柱要反映的情况并不复杂，是一起别人欠钱不还的债务纠纷。他告也告了，赢也赢了，法院也强制执行了，但钱还是没有全要回来。
2008年9月27日，郑海滨（曹福柱的债务人）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抓获。
“可没多久，人就放出来了。”曹福柱为此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
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2008年2月，曹福柱因郑海滨欠款不还，将其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3月20日，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双方达成和解，签订调解书，郑海滨承认欠原告曹福柱本息共计28万余元，同意分两次还清。
2008年4月20日是调解书上第一次还款的最后期限，可郑海滨却说没钱还款。于是，2008年5月12日，曹福柱向法院申请执行3万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这3万元陆续给付完毕。
剩下的25万余元，郑海滨应该在2008年7月20日前付清。可是，郑海滨再次失信，曹福柱第二次向法院申请执行余款。
2008年8月29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郑海滨在财产申报表中填写了旧家电、旧家具等物，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于是，法院当天就以拒不执行生效调解书为由，将其司法拘留15天；2008年9月13日，郑海滨又被法院以虚假申报财产为由司法拘留15天。
随后，郑海滨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抓获。
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却作出了不起诉的处理决定。理由是：“郑海滨所不执行的调解书及执行通知并非法院判决、裁定，不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要求。”
调解书的法律尴尬
从法院的司法拘留到公安机关的逮捕，其间限制人身自由方式的变化，曹福柱不甚了解，但人被放了的结果，却让他无法接受。
“很不公平”，曹福柱说，“检察院为什么不起诉郑海滨？”
2008年11月8日，曹福柱向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民行处提起申诉。
对此，检察机关也是有苦难言。“经过侦查，没法核实郑海滨拥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海淀区检察院民行处的一位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能对其提起公诉。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明确指出，“判决、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对于行为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不能依照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13条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这就是说，除非是为执行调解书所作的裁定，才可能以刑法第313条追究刑事责任。”这位检察官表示。此案之后，他们向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提醒法院在调解书与裁定上的转化问题。
拒不履行经司法确认的调解书或可获罪
“既然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那在执行上为什么要区别对待？”上述检察官表示，“法院执行上的多面性，必然影响执行权的权威性。
“类似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田宏杰说，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之所以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因为它危害了司法秩序，而调解是社会化的矛盾化解方式，调解书并不当然成为此罪的犯罪对象。
但是，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的作用正越来越重要。根据中央政法委的要求，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从政策机制上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以诉讼调解为例，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经人民法院调解，当事人达成和解或撤诉的案件共828.53万件，占审结民事案件的61.39%，2010年上半年达到65.78%。
如果说当事人达成调解是化解矛盾的第一步，那么，切实追究不履行者的法律责任，应该是实现案结事了的重要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田宏杰认为，全国人大2002年《解释》的规定，扩展了刑法第313条中执行对象的外延，鉴于不是所有调解书都具有合法性、执行力，因此，《解释》要求法院专门就调解内容下裁定，“这种形式上的转化要求就是为了司法确认”。
但是，如果当事人达成的调解书加盖了法院公章，就是经过了司法确认，无需另行要求法院确认。“如果再让法院下裁定，就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田宏杰说，经司法确认后，当事人拒不履行调解书的情节严重的话，损害的才是司法秩序，才可能根据刑法第313条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在法理上没错，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只能按照现行规定办。”检察官对此也颇为无奈。
田宏杰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时间上早于全国人大的《解释》，而且，后者是立法解释，效力也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此，司法实践中，应以全国人大的解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