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是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

    听完爱因斯坦的讲座后，特勒非常沮丧。这个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师的演讲。

    “我真蠢。”他伤心地对自己的匈牙利同乡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说。

    同乡没有安慰他，只是接着说，“对，是挺蠢”。

    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年近90岁的维格纳依旧认为，“蠢是一个普遍的人类品质”，自己这么回答特勒是合理的。

    “维格纳博士判断事物，靠的是其‘合理’的程度。”维格纳口述自传的合作者桑顿写道。

    当他第一次邀请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写回忆录时，遭到了严词拒绝。理由是对科学家来说，留下来的应该是他的工作。写回忆录，似乎不太合理。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信赖，这也是维格纳所遵从的逻辑。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维格纳因此有些无趣。他的好友冯·诺依曼似乎恰恰相反。1926年，在布达佩斯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时，诺依曼喜欢与美女攀谈，出入戏院和有舞蹈表演的餐馆。维格纳则抱怨好友变得有点像风流才子。

    忙于沉思的维格纳，在1927年被邀请到了哥廷根大学，担任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的短期助手。

    面对被病痛缠身的老人，25岁的维格纳并无太多事情可做，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群论，并时常陷入自己的逻辑中。

    有一天，他和德国天文学家赫克曼躺在游泳池旁的草地上。一大堆红蚂蚁爬到了维格纳腿上，维格纳却听之任之。赫克曼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道：“那些蚂蚁不咬你吗？为什么不掐死它们？”

    “噢，确实有些蚂蚁咬了我，但我不晓得是哪几只。”维格纳回答。

    12年后，当年不知道该打死哪些蚂蚁的维格纳，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则一点也不犹豫。

    他不仅自己亲身参与，还劝说普林斯顿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参与其中。他说服了后来成为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负责人的威尔逊，还说服后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高层主管的克洛伊茨去研究铀的核物理学。

    最重要的说服工作，发生在1939年7月16日。他和物理学家西拉德一起，驱车到长岛，说服正在休假的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

    这封由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维格纳随手记录并翻译成英语的信，经爱因斯坦签名后，被送到了罗斯福手里。

    很快，维格纳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在接下来的很多个月里，他被推动着去建立一个制造原子弹的联邦计划。

    曼哈顿工程启动后，安全机构要取维格纳的指纹，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理由是，一旦德国人赢得战争，指纹记录会落入纳粹手里，他们就会迅速搜捕并处死每个在曼哈顿工程工作的人。指纹记录会使他们的搜捕变得轻而易举。

    这种担心，在1944年证明纯属多余，战争局势已经变得对美国等同盟国有利。此时，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等人开始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免造成大规模杀伤。维格纳对此并不赞同。在他眼里，原子弹有朝一日总会造出来，在美国造出来比在希特勒的德国造出来要好得多。

    “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行动中不道德的成分，但我更关心大洋彼岸的一个人——希特勒的道德沦丧。”晚年，当很多参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陷入内心挣扎时，维格纳这样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他甚至想起了父亲早年对自己的告诫：“人类愿望一旦没有正当的道理为依据，也就没有什么道德规范是不可违反的。”

    维格纳曾希望，有朝一日人类会废弃核武器，甚至废弃一切军备。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不切实际。

    他也无法谴责那些追求原子弹的国家和人们，因为正是他自己参与发展的这一武器，增加了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欲望。

    1952年，维格纳感叹，“政治情感是不讲逻辑和理性的”。他也终于明白，在国家政治生活里，真理常常不如一个聪明的谎言那么广为流传。

    这一度让这个中年男人被失望的情绪包围。“原子弹成为我极大的失望。”他晚年回忆道。

    这种失望在1963年12月被惊喜所取代。维格纳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例行访问时，一个陌生人过来握着他的手摇个不停，并祝贺他获得诺贝尔奖，理由是“系统地改进和推广量子力学的方法以及对其进行广泛地应用。”

    “不！你一定是弄错了。”维格纳告诉对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五个人来向他道贺。他才确信自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维格纳看来，“六个人在短时间内犯同一个错误是不大合理的”。

    获奖顿时让维格纳变得更加繁忙，仅仅邮件就增加了数倍，不少人向他提出问题和建议。不过，他有些意外的是，其中许多人提出问题和建议后，是想向他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