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4日,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输液中心挤满了前来打点滴的患儿及陪同的家长。
龚 波摄
(资料图片)
70.7%的人认为病人热衷输液治疗的首要原因是“想让病情尽快好转”,其次是“医生追逐提成收入的必然结果”(64.3%)
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输液8瓶,远远高于2.5至3.3瓶的国际平均水平。该数据一经披露,立即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
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571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8.7%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普遍存在热衷输液治疗的人。其中,30.5%的人表示身边这样的人“非常多”,48.2%的人表示“比较多”。
受访者中,38.7%的人在过去一年有输液治疗经历。
多达73.4%的严重药品不良反应都跟输液有关
今年春节临近时,湖南省衡阳市市民林女士患上了感冒。吃了两天药后,病情不见好转,她决定输液治疗。结果到了医院她发现,偌大一间输液室坐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有的人甚至被挤到了走廊里。
从挂号到输完液,她花了两个多小时。这样折腾两三天后,她感叹:“真不知道这病是输液治好的,还是被折腾好的。”
林女士告诉记者,平时有个头痛脑热,只要吃药见效较慢,她就会选择输液治疗,“主要原因就是想好得快一点。”
热衷输液的不只林女士。本次调查中,13.9%的受访者表示,只要出现普通感冒发烧等症状,就会选择输液治疗。
“太多原本不需要输液治疗的人,也热衷于输液。”《医院管理论坛》杂志主编、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表示,并非所有的病都适合输液治疗,而且输液本身,就有巨大风险。
“在一些国家,如果感冒发烧不是特别严重,医生一般只会给患者一包冰袋,让患者回家休养恢复,连药都很少开。一些国家也根本没有‘门诊输液’现象。由于输液具有较大风险,医院往往会要求患者住院输液。”周子君说。
其实,输液具有高风险,早已得到证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输液是导致药品不良反应的最主要途径,多达73.4%的严重药品不良反应都跟输液有关。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输液热”根源在医院销售药品能获得经济利益
两个月前,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张峰(化名)的小腿上出了一些疹子。由于不信任校医院的治疗水平,他前往某社区卫生服务站治疗。结果,医生简单问诊后,在没有征询病人意见的情况下,就给开了两瓶输液用的药。
“由于当时学习比较忙,心里想着输了液或许就能快点儿好起来,所以也就接受了。”张峰说。
无论是病人自愿,还是医生要求,输液现象如今已屡见不鲜。为何那么多人热衷输液治疗?调查中,70.7%受访者表示“想让病情尽快好转”。
在受访者看来,排名第二的原因是“医生追逐提成收入的必然结果”(64.3%),第三是“医院追逐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64.2%)。两者比例极为接近,表明受访者认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医院,追逐收入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此外,“医生认为输液治疗对病情更有利”(42.6%)、“输液对病人风险低”(10.9%)等因素也对“输液热”有不同程度影响。
周子君表示,出现“输液热”的直接原因,是患者的用药习惯。在很多人意识里,输液是一种适用范围广、风险低、见效快的治疗手段。
“然而,患者的用药习惯与医生有很大关系。对于输液的适用范围、风险和疗效,医生有向患者解释的义务。但现在大多数医生很少履行这一义务。并且,有些医生怕担风险,即使遇到患者的用药习惯有明显错误,也很少阻止,只想着赶快把患者的病情控制下来就完事了。”周子君说。
“除此之外,‘输液热’的根源还与利益机制有关。医院销售药品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医生不但不阻止患者输液,还可能极力让患者输液。”周子君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曾指出,“输液热”最大原因是当前我国“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医院和医生收入的50%从药品销售中获得,“输液热”自然难降温。
不信任社区医院,其实是不信任社区医院医生的医术
在“输液热”背后,还存在一个特殊现象——相比小型诊所、卫生服务站,不少人更愿意去大医院输液,最后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
此次调查发现,人们之所以更愿意去大医院输液,主要原因有“大医院技术设施等硬件条件好”(69.0%)、“医务人员专业水平有保障”(64.3%)、“药品质量有保障”(61.1%)。其他认可率相对较低的原因还包括“医院大,出了问题方便追责”(36.2%)、“医务人员医德有保障,避免乱开药、乱收费”(20.3%)等。
鉴于输液有风险,周子君也不建议病人去不具备抢救设备的小型诊所或社区医院输液。“随着我国医疗建设的推进,许多大城市的社区医院在硬件设备上,已经不存在明显缺陷。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不信任社区医院,表明人们不信任的,其实是社区医院医生的医术水平。这也客观反映出,当下我国大型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医生配备,还存在明显差距。”
“病人最注重医生的医术水平。所以,怎样让大医院里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生去基层服务,是我们当前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周子君说。
本报记者 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