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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1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郑振铎:适时退场

徐虹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01日   10 版)

    现在大部分书,和大部分恋爱一样,速成也速朽,让人脑子里来不及建立什么,就被更新的东西置换掉了。还得说以前的一些书,让人觉着铭心刻骨。

    记得最早正经读书,一上来读的居然是《郑振铎文集》。那时候大概上小学,字还认不全,却搞了一个红皮本子,一本正经地抄录下来,再胡乱配上插图。现在这个本子还在,搬家时刚好翻腾出来。好在他的文章多是断章式,一个段落就几行字。比如《在电车上》:“三等车里拥挤得不堪了,头等车里只坐着三个人。中间只不过隔了一扇玻璃门。愚蠢的人类,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扇门打破了,大家坐得舒服些?!”又如《成人之哭》:“小孩子大声地哭,但是成人的眼泪却是向腹中流的。可怜的成人呀!”

    他的文字风格凝重,格调悲凉,其实很不适宜少年人看。囫囵吞咽的沉重话题,后来都化作一整块伤痛的腐水,必须慢慢流淌出来。不擅于倾泻,只得梗阻于心,难以化解。

    此后屡读郑振铎,都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惑。他的文字中开放的乱花,虽然源于其性格与思想的根脉,却无法在阅读中被真正还原。

    他的文字气质,或许源于早年艰难的生存处境。他的第一个恋人王世瑛的家人,对两人恋爱坚决反对,其原因即是,“郑家只一个寡母做针线维持生计”。后两人分手,郑陆续写下《枫叶》、《思》、《往事》、《忧闷》、《空虚的心》等表达痛楚。

    郑振铎固然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却也有着暴烈的血性。在1925年的《迂缓与麻木》一文中,他曾写道,英国与印度捕快,“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并感叹“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

    在陈福康所著《郑振铎传》中可以看出,那些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毛病,他很少有。他为人谦和内敛,热情宽宏,通透而纯粹。1920年底,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然而,后来成立的创造社,居然把“文学研究会”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激烈地攻击过郑振铎和沈雁冰,甚至用了污言秽语。但郑振铎从来没有回骂过一声。内敛而隐忍,时时表现于他的为人与为文。

    新政权成立的头几年,对郑振铎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好时光。1949年,郑振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刚到北平才11天,就作为代表,准备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当时,周恩来特意指示为每人做一件貉皮大衣。

    后来,郑振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他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校点《二十四史》的建议,“文革”前的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就是照这个规划进行的。1954年6月,北京市有人提出要拆除团城,他直接找周总理,使团城保留下来。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在北海的弯道上,仍然可以看见团城的飞檐上,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树上满是惺忪的睡鸟。

    然而时代的大漩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三反”、“五反”,与文化界关系不大。1951年批《武训传》时,他因未看过这部电影,未写批判文章。1954年,忽然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他颇感意外,但他仍未写批判文章。接着全国掀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高潮。他仍未写批判文章,只静观其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掀起高潮。他与胡风接触不多,如果要说对胡风不好的印象,就是鲁迅说此人“易招冤家,有点神经质,文学理论上优先拘泥,写东西不够顺畅”等。终于,“他看了公布的三批材料,大吃一惊。在出国途中,赶写一篇《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表示自己与党政治上保持一致。”

    此后,“反右”声势浩大。文艺界人人自危。他应邀列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到了8月,夏衍作爆炸性发言,揭发冯雪峰1930年代的“反党活动”。冯雪峰当场大哭。郑振铎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文艺界的斗争真复杂,很多事情自己并不了解。他想,自己只有一种原则,就是站在党的一边。”

    在一场场斗争中,他主要是“跟”。再后来,有人批判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并要“拔掉郑振铎先生这面白色大旗”时,他终于被裹胁着逐渐进入旋风的中心。

    何其芳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整改阶段,他开头是不高兴的。后来是思索这些问题,他这个从来不失眠的人,也在晚上睡不着觉。他认识到,需要大喊一声,浑身出汗,然后病才能好。所以,他希望大家多批評,重一点也可以。这些话是说得很坦率,很诚恳的。

    他是一个学问家,文史家。内心沉郁内敛,也豪放而有正义感,是义士和侠士。他当年与吴晗、邓拓、茅盾等人相从甚密。可以想象,如果他活到1966年,以他的个性和为人,也不过为中国的文革史再添了一桩惨案。1958年,他出访时飞机失事而遇难,命运为他安排了适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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