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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提着灭火器在京城居民小区里巡逻守护，元宵节吃不上团圆饭在小区门口站岗，维持小区停车秩序却无故遭到业主谩骂甚至脚踢，按规定在重要活动现场检查身份证件却被人说成是“看门狗”……这是25岁的山东农民孟令升在京打工做保安9年来，脑海中存留着的一些对于保安工作的记忆。
他用一句业内常用的口号来形容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不赌气”。
在团中央举行的2011年“共青团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现场，这个月薪1200元左右、过年都舍不得花钱回家的小伙儿没有过多地向与会者抱怨自己薪水低、工作苦、生活难等问题，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自己在城市“得不到城里人尊重，得不到社会认同”的感受和现状，“可能在我发言的现在，就有像我一样的保安正在遭受歧视”。
教育公平、情感归属成为社会融入难题
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内生活，每月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基本没有结余，带孩子去医院看病还要担心可能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聘任教师董占翠眼中，已经是“过得不错了”。她工作之初，每月薪水只有800元，现在已经涨上去了。
与孟令升一样，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参加面对面活动的董占翠也没有把“工资低”作为自己发言的重点，她更关心的是自己三年级儿子的教育问题。
“附近的公立学校根本没可能进去，跑去一问，都说名额满了，不招孩子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条件差一些，但也只能这样了。”她最担心的不是工资低、生活条件差，而是孩子将来上初中、高中怎么办。“我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说到孩子的未来，董占翠有些哽咽。
好不容易得到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来自江苏徐州的苗晴思量再三，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提了出来——一个是社保问题，一个是情感归属问题，工资待遇尽管也很重要，但她对此却只字未提。
“公司给我交了四险，我自己也贴了钱，但这样的保险我觉得一点都不保险。”苗晴供职于北京一家肉制品加工厂，是生产线上包装班的班长，她算过一笔账，不论自己现在缴多长时间的保险，一旦离开这座城市，自己照样享受不到医保，年纪大了照样拿不到退休金。
在北京生活的3年多时间里，她最缺少的就是家的温暖，常常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我自己再苦都没有关系，一定要供弟弟妹妹上大学。”这个25岁女孩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看看。
为农民工维权，光靠嘴上说不行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其中农民工权益维护、同工同酬、教育公平等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代表、委员开始尝试推动农民工工作方面的制度完善，甚至立法。
调查显示，30.8%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30.6%的被偷窃过，16.8%的被诈骗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建议相关部委设立专注于农民工工作的部门，专门负责架构对这一群体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我们谈保护农民工、为农民工维权，光靠嘴上一句话说说可不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可以遵循的法律法规。”王俊峰主张适当加强农民工工作立法，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一个明确的制度保障，比如在一个城市工作多长时间，可以享受这个城市的居民待遇等。
与王俊峰委员类似，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也提到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完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方面的建议。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有61.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外来打工者与本地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酬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不平等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注意到，同工不同酬问题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仇视心理，影响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他建议健全劳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同工同酬原则的法律责任；制定企业内部的农民工工资晋升制度，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同时提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建议健全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目前山西省、江苏省已制定了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规。”
教育公平被摆在了重要位置，郗杰英认为，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就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平等问题。他建议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纳入城市教育规划，建议举办农民工家长学校，使农民工家长掌握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
人性化关怀，或比涨工资更加有效
农民出身的青年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更香茶叶集团公司董事长俞学文则倾向于从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角度入手，通过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奋斗精神，使其找到自身价值，融入社会。
“我的企业里80%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孩子，他们很多都是家里的独子，有的人一年要换好几次工作，对自己的未来基本没有规划，这样不行。”俞学文发现，现在的80后、90后农民工基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被动“流动”到城市的，他们大多是主动“流动”到城市，而且“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发展契机，因此，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精神需求要远远高于对物质的需求。
他呼吁那些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用工力量的企业，多从人性化的角度去关心和帮助员工，比如可以在企业内建设党工团妇委员会，多开展一些推优表彰活动，创造良好的个人晋升环境，宣传树立一些员工身边的榜样，以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别看这些都是很小的活动，不要嫌麻烦，员工队伍稳定了，员工更有上进心，办事效率上去了，企业也能发展得好。”
在城市，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企业，工资由企业拨付、成长由企业提供晋升渠道、权益由企业提供最基础的保障，俞学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应先从自身、从企业做起。
本报记者 王烨捷 李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