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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13日 星期日
中青在线

给一个希望 给一份保障

农民工怎样在城市“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骆 沙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13日   03 版)

    3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招工难是当前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映,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岗位缺口主要集中于一线操作人员。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先后出现“民工荒”现象。各地争抢农民工和一线人员,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改变他们低工资、低福利现状的良好时机,但也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在迈向城市生活的道路上,面临的待遇歧视、安全感缺失以及身份尴尬等困境。

    缺乏保障的谋生途径,让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奔走在各种岗位之间,“打游击”一样不断转换着工作,却难以找到融入都市的道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民工荒’成因及对策论坛”,相关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争论。

    “民工荒”成因何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民工荒”源自人口结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新生婴儿的数量开始出现最大幅度的下滑。峰值出现在1990年,当年的新生儿数量为2500万,而这一数字到2009年已经跌至1580万。近二十年间,我国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下降近一千万。

    基于新增劳动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不难理解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技工学校及职业中学的毕业生人数总和,在1990年为130万余人;1995年上升至192万余人;2000年为240余万人,总体数量是呈现上升趋势的。然而,自2004年开始,这一数字开始下滑:当年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毕业生人数总和仅为187万余人。而这一群体正是我国产业工人来源的主体。最初“民工荒”的产生,正是发生在这一年春节。

    时至今日,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需求量最大的仍是技术工人,而大学生人数过高,技术工人人数偏低,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胡平:“民工荒”源自劳动力市场变化

    出现“民工荒”,主要是用人企业的需求和现有劳动力质量不匹配。其实,农民工的数量、来源是足够的,但问题在于,企业是否能找到所需要的具有相关技能或知识结构的人才。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更多企业需要具有熟练技能甚至高级技能的加工人才,而当下,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在从事简单的重复加工。

    过去,产业结构整体属于劳动密集型时,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具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因而,能被企业所吸收。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将从低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渡到高附加值企业。随着企业科技含量的增加,管理环节的规范,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低。

    如何放缓农民工“游走”的脚步

    广典集团总裁李久鑫:频繁“游走”源自社会网络缺失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后农民工中上网率已经高达95%以上。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群体对融入“社会网络”的渴望和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中,不乏有思想、有见解、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群体为何不愿安于眼前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频繁的流动,寻找理想的生活,就成了必然结果。

    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就业周期为9个月,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平均9个月就会换一份工作。有报道将这种“滑动”状态归咎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精神,我并不赞同。调研中发现,“滑动”的根本原因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缺乏归属感。

    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农民工原有的农村社会网络被割裂了,而城市中新网络的建立又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动就成了必然选择——只有流动着才可能出现新的契机。而由于频繁流动,又会进一步加重社会网络缺失的现状,使得农民工无处表达和消化内心需求。因而,社会网络严重缺失是造成农民工长期流动的重要因素。

    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杨博喻:上升空间才是农民工的“定心丸”

    我们一直将“民工荒”和“民工慌”一起提及,这说明,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严重缺乏安全感。

    大批的农民工之中,早晚会出现一批社会的管理者。但是目前,这一群体在工作领域成为管理者的道路非常漫长,上升渠道并不畅通。调查显示,在北京的餐饮服务业,想从服务员升至主管平均需要两年时间,做到店长则需要3年左右,这就意味着3年之内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在1200~1500元之间。

    也就是说,农民工流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当下生活艰难,而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生活仍然很难发生改善。加薪只是权宜之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他们管理能力才是长久之计。

    因此,我们要为这一群体成为管理者提供机会和途径,改变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状。农民工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学习需求,给他们创造学习和上升的机会,才是留住农民工的“定心丸”。

    融入都市生活,门槛何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韩克庆:户籍制度是首道门槛 

    首先还是应该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以人口居住登记取代户籍管理,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用现代产业工人制度取代农民工制度。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绝大部分农民工的生存仍然处于游离状态,在保障性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问题上面临难以跨越的门槛。工作单位、工作地点、住所都不稳定,农民工的安全感何来?诚然,户籍制度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给农民工一个希望,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城市市民。没有平等的身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就如同水上浮萍,永远无法落根。

    李久鑫:农民工自身也得积极迈过“坎儿”

    制度的健全和改进固然重要,农民工自身状态的调整也不可忽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固有观念和习惯。农民工应当多寻找机会适应城市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

    农民工适应城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行为方式和外在形象上,比如言谈举止与衣着服饰。现在,在衣着服饰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多大差异。但是在言谈举止上,还需要与城市居民有更多的交往和沟通。调查显示,农民工业余时间的休闲方式中,超过50%的人会选择看电视、睡觉、看书、看报。这说明,农民工在业余时间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这就很难真正适应城市。

    农民工融入城市,自身要有一定的主动性。在社会交往中,很多农民工会选择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交网络,交往范围局限于农民工群体内部、老乡之间,但这样并不利于融入社会生活。农民工在争得经济地位平等,学习更多文化、法律、城市社会知识以后,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城市居民增加交往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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