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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招工难是当前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映，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岗位缺口主要集中于一线操作人员。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先后出现“民工荒”现象。各地争抢农民工和一线人员，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改变他们低工资、低福利现状的良好时机，但也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在迈向城市生活的道路上，面临的待遇歧视、安全感缺失以及身份尴尬等困境。
缺乏保障的谋生途径，让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奔走在各种岗位之间，“打游击”一样不断转换着工作，却难以找到融入都市的道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民工荒’成因及对策论坛”，相关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争论。
“民工荒”成因何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民工荒”源自人口结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新生婴儿的数量开始出现最大幅度的下滑。峰值出现在1990年，当年的新生儿数量为2500万，而这一数字到2009年已经跌至1580万。近二十年间，我国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下降近一千万。
基于新增劳动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不难理解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技工学校及职业中学的毕业生人数总和，在1990年为130万余人；1995年上升至192万余人；2000年为240余万人，总体数量是呈现上升趋势的。然而，自2004年开始，这一数字开始下滑：当年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毕业生人数总和仅为187万余人。而这一群体正是我国产业工人来源的主体。最初“民工荒”的产生，正是发生在这一年春节。
时至今日，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需求量最大的仍是技术工人，而大学生人数过高，技术工人人数偏低，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胡平：“民工荒”源自劳动力市场变化
出现“民工荒”，主要是用人企业的需求和现有劳动力质量不匹配。其实，农民工的数量、来源是足够的，但问题在于，企业是否能找到所需要的具有相关技能或知识结构的人才。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更多企业需要具有熟练技能甚至高级技能的加工人才，而当下，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在从事简单的重复加工。
过去，产业结构整体属于劳动密集型时，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具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因而，能被企业所吸收。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将从低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渡到高附加值企业。随着企业科技含量的增加，管理环节的规范，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低。
如何放缓农民工“游走”的脚步
广典集团总裁李久鑫：频繁“游走”源自社会网络缺失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后农民工中上网率已经高达95%以上。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群体对融入“社会网络”的渴望和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中，不乏有思想、有见解、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群体为何不愿安于眼前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频繁的流动，寻找理想的生活，就成了必然结果。
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就业周期为9个月，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平均9个月就会换一份工作。有报道将这种“滑动”状态归咎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精神，我并不赞同。调研中发现，“滑动”的根本原因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缺乏归属感。
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农民工原有的农村社会网络被割裂了，而城市中新网络的建立又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动就成了必然选择——只有流动着才可能出现新的契机。而由于频繁流动，又会进一步加重社会网络缺失的现状，使得农民工无处表达和消化内心需求。因而，社会网络严重缺失是造成农民工长期流动的重要因素。
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杨博喻：上升空间才是农民工的“定心丸”
我们一直将“民工荒”和“民工慌”一起提及，这说明，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严重缺乏安全感。
大批的农民工之中，早晚会出现一批社会的管理者。但是目前，这一群体在工作领域成为管理者的道路非常漫长，上升渠道并不畅通。调查显示，在北京的餐饮服务业，想从服务员升至主管平均需要两年时间，做到店长则需要3年左右，这就意味着3年之内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在1200~1500元之间。
也就是说，农民工流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当下生活艰难，而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生活仍然很难发生改善。加薪只是权宜之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他们管理能力才是长久之计。
因此，我们要为这一群体成为管理者提供机会和途径，改变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状。农民工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学习需求，给他们创造学习和上升的机会，才是留住农民工的“定心丸”。
融入都市生活，门槛何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韩克庆：户籍制度是首道门槛
首先还是应该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以人口居住登记取代户籍管理，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用现代产业工人制度取代农民工制度。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绝大部分农民工的生存仍然处于游离状态，在保障性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问题上面临难以跨越的门槛。工作单位、工作地点、住所都不稳定，农民工的安全感何来？诚然，户籍制度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给农民工一个希望，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城市市民。没有平等的身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就如同水上浮萍，永远无法落根。
李久鑫：农民工自身也得积极迈过“坎儿”
制度的健全和改进固然重要，农民工自身状态的调整也不可忽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固有观念和习惯。农民工应当多寻找机会适应城市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
农民工适应城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行为方式和外在形象上，比如言谈举止与衣着服饰。现在，在衣着服饰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多大差异。但是在言谈举止上，还需要与城市居民有更多的交往和沟通。调查显示，农民工业余时间的休闲方式中，超过50%的人会选择看电视、睡觉、看书、看报。这说明，农民工在业余时间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这就很难真正适应城市。
农民工融入城市，自身要有一定的主动性。在社会交往中，很多农民工会选择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交网络，交往范围局限于农民工群体内部、老乡之间，但这样并不利于融入社会生活。农民工在争得经济地位平等，学习更多文化、法律、城市社会知识以后，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城市居民增加交往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