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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有时间，巴桑加措就和同校的藏族伙伴在足球场上练球。巴桑加措是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的大二学生，下周他们将迎来一场重要的比赛——“德吉杯足球赛”。
从2006年开始，“德吉杯足球赛”每年3月举行，目前招收藏族大学生的武汉8所高校将全部组队参加。这个足球赛纪念的是他们共同的“阿妈”——一位普通的藏族老人次仁德吉。而德吉阿妈的丈夫、75岁的武汉大学退休教师杨昌林也每年都会参加这个足球赛。
这个连专业裁判都没有的“德吉杯足球赛”背后，是跨越46年的汉藏情、长达33年的爱心“援藏”。
杨昌林的西藏情缘可追溯到1965年，当年29岁的杨昌林从武汉体院毕业，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到西藏昌都地区干了一年多，杨昌林又申请前往“西藏的西藏”——全藏海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的阿里地区工作。
杨昌林一直难忘藏族同胞对自己的深情厚谊，尤其是“藏族人把自己最优秀的女儿嫁给了自己”。他的妻子次仁德吉，是西藏平叛改革后第一批进入内地求学的藏族青年。
1976年，杨昌林突发高原性心脏病，经紧急抢救才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阿里地委领导向他下达“命令”：不许再回西藏工作。带着对雪域高原的无尽牵挂，两年后他和妻子调入武汉大学工作。
回到武汉后，杨昌林总念叨着“任务没完成”，在西藏干一辈子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很快，他和妻子找到了独特的“援藏模式”。
33年来，每年藏族新生入学，就被分批接到德吉阿妈家吃“迎新饭”；周末、节日，藏族学生们常以学校为单位，轮流来阿妈家吃糌粑、喝酥油茶；后来，每年的迎新生、过藏历新年等都成了“固定节目”，开始只是请武汉大学的藏族学生来，后来扩大到整个武汉地区高校的藏族学生。
迎来送往、买票送站，杨昌林的家成了所有在武汉藏族学生的温暖驿站，杨昌林夫妇成了孩子们信任和敬爱的“阿爸”、“阿妈”。女儿杨红梅和儿子杨红兵至今记得，家里有好菜吃的时候，一定是有藏族学生来家做客。
33年来，杨昌林和妻子接待、帮助藏族学生近一万人次，工资的1/3都花在他们身上。
西藏日喀则地区萨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尼玛次仁至今仍难以忘怀，1992年，他在武汉读书时因病住院，德吉阿妈闻讯立即赶到病床前照顾他。大伙当年轮流看护他的值班表珍藏至今：从入院到出院13天的值班名单里，11天都有德吉阿妈的名字。
由于西藏教育基础比较薄弱，不少考上大学的藏族学子，比起其他同学来学习基础差些，尤其是英语、高等数学。除生活外，杨昌林和妻子更关心的是学生们的学习和成长，他们主动承担起“校外辅导老师”的角色。
2009年盛夏，在武汉某重点高校就读的5个藏族学生因挂科而无法毕业。按照政策规定，不能按时毕业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分配工作的资格，也无法向家里交代。
往年这所大学都有一次针对毕业生的补考机会，但当年这项制度被取消。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想到了杨老师。从班主任、辅导员、所挂科目的任课老师到学院，再到学校，一连多日的奔波，杨昌林终于为孩子们争取到了补考的机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去年，有4名毕业于重庆西藏中学的女生因为高考报名时没有身份证，中学给她们临时编写了身份证号码。上大学后，她们才申请办理了正式身份证。临近毕业，大学通知她们核对自己的信息档案，才发现两个号码不一致。为了确认其身份的真实性，学校让她们尽快和重庆取得联系，出具更正证明，否则不能正常毕业。时隔四年，当年的当事人不是找不到，就是忘记了具体细节。又是杨昌林多方奔波，帮助她们拿到了毕业证。
有人问杨昌林，你无职无权，拿什么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老人回答说：“凭讲道理。”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2004级藏族学生巴桑曲珍，大二就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因为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未能获准参加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了解到她的苦恼后，为鼓励她这种胆识和精神，杨昌林把这件事反映到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帮助巴桑曲珍取得了报名考试资格，并顺利通过考试。
在杨昌林看来，西藏的建设工作正等着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孩子去完成。真正做好援藏工作，就要帮助西藏培养本地“永久牌”人才。
2005年2月25日，德吉因病去世。3月1日出殡，300多名藏族学生胸戴白花，齐聚武昌殡仪馆，同唱《青藏高原》为阿妈送行。一年后，他们发起“德吉杯足球赛”，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阿妈”。
妻子去世后，杨昌林和藏族大学生之间的爱心纽带并没有就此断掉，而是更加紧密。他用行动实现着妻子弥留之际的嘱托：我走了，“家”不能散。
本报武汉3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甘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