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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政府可以说是经济型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定位比较模糊，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具体怎么管都不太清晰。过去人们追求温饱，现在则追求公平公正，要求受尊重，增强社会管理职能非常有必要。”全国政协委员张道宏说。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泉州市市长李建国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社会管理，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个新课题摆在了面前：怎么把百姓所想与政府工作融合在一起？怎么最大程度地凝聚发展共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被列入了2011年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国务院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比“十一五”规划纲要多了两个篇章，其中之一就是“标本兼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篇章的长度超过6页。
厦门“PX事件”为何未在漳州重演
时间回到2007年，当时李建国任福建省漳州市市长。厦门PX项目因“集体散步”而宣布缓建，消息一经传出，临近的宁德，远处的青岛、宁波等城市纷纷邀请投资方翔鹭集团前去考察，想趁机把项目拿到手。
PX项目总投资超百亿元，漳州也作出努力，要争取到这个本地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市政府专题会议“形成共识”很容易，但当地百姓不认同。2008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漳州东山县部分民众对PX项目落户采取了反对行动。“既然项目这么好，为什么要迁离厦门？厦门不要，我们要，难道厦门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民众质问。
厦门PX事件出现过的种种难题，随着项目迁址，又摆在漳州人面前。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向群众解释清楚，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打消群众对PX项目的顾虑。”今年两会上，已转任泉州市市长的李建国总结PX项目成功落户漳州的经验时说。
他们首先组织漳州各级党政机关和学校收看了3档录像，分别是《和谐与发展》、《扬子石化宣传片》、《石化项目科普讲座》，以求正视PX项目。
自2008年7月起，漳州市又分批次组织机关干部、民意代表、村干部、学生等500多人赴南京、日本等地考察。
代表们查看了江苏扬子石化。石化区距离居民区仅2.5公里，距南京市中心20公里。他们查看了日本一个临海的PX项目，该项目与居民区只隔了一堵围墙和一条马路。
参与考察的人回来后逢人便说：“只要把环保做好了，就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
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被邀来开科普讲座。专家们称，从未见过对二甲苯（PX）致癌的报道，对二甲苯的危险性跟汽油相当，“如果能够致癌，能够使婴儿畸形，那么谁还敢去加油站当操作工？”
为了打消更多人的顾虑，漳州市还印发了数万份宣传册，分发到每家每户。市政府还将项目建设地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提前摆上议程，让当地老百姓得到实惠。
转眼间，3年多过去了，PX项目已成功在漳州落地且进展平稳，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投产。李建国感慨地说：“做好事也要给群众一个好交代。如果群众不明白不理解，你就是做再大的好事，群众还是不接受。”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留下什么教训
去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发生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被拆迁户钟家3人烧成重伤。宜黄县政府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事件并非自焚而是伤者不慎将自己点燃。随后，钟家两姐妹准备赴京反映情况，在南昌昌北机场遭围截，记者和当事人在微博上“直播”事件动态，引发广泛关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分析报告(2010年7-10月)”，将宜黄拆迁事件列为“平息事态失当”的典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认为，宜黄事件成为全国“围观”的负面事件，拆迁纠纷并不是全部原因，事后又不断被人为地复杂化才是根本症结所在。“地方政府有时会陷入这样的怪圈：为弥补一个过失，却搅进更多的舆论漩涡之中。能不能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判断，避免事态不断恶化，是考验基层干部的一道难关。”
3月11日，记者就“从宜黄拆迁事件看社会管理”的问题采访正在参加两会的抚州市市委书记甘良淼和抚州市市长张勇，两人分别以“身体不舒服”、“手头工作忙”等为由未发表看法。
而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回应则非常坦率诚恳。苏荣在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说，“宜黄事件已经得到平息，教训很深刻，相信这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苏荣说：“互联网大大拉近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很多网民都直接将社情民意反映给上一级，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了一个新的渠道和平台。互联网是一种表达个体意愿的工具，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3月11日，苏荣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关于宜黄拆迁事件的提问时说：“还是要加快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里面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龙国键说：“社会管理就是为百姓认真管理社会，化解矛盾，善意地把事情做好。尽管具体到一些事情，政府的决策和群众的想法会有分歧，但只要政府是善意的，并且有愿意倾听民意的姿态，绝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的。”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长沙市副市长曹亚表示：“不让小事酝酿成大事，就要关口前移，充分保障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解决好实际问题。”
如果政府说话没人信了，还能管理好社会吗
“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小事酝酿成了大事。表面上看是政府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实质是政府对已经存在的矛盾重视不够。不要总想怎样‘灭火’，怎么把事情捂住，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政协委员郑福田在分组讨论时说，“我国每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不少，但实际效果却不太好，这说明目前管理机制出了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陈天会说，现在基层政府有很多工作围着维稳转，在解决问题上，采取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晚解决或者不解决的思路。如果事情闹大了，就走花钱买稳定的路子，以非法制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用行政方式来代替法律方式。
“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会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陈天会说，这种做法让维稳的问题并没有随之减少，相反“维稳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维稳的边际效益有逐渐递减的趋势”。
“维稳是应急举措，而不是长期办法。不在民生的问题上做些实际工作，维稳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说。
两年前，吴正德就提交过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议案。在他看来，加强社会管理“关键的关键是解决民生问题，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提上议程，给群众一个好的预期”。
张道宏委员认为，地方政府要从实际入手塑造自身公信力，“政府讲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兑现，群众慢慢就对这个政府失去信任了。以后任凭政府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这样的政府还能管理好社会吗？”
“社会管理不是单纯地加强对各种情况的控制，而是建设起服务型政府，分析事件的矛盾根源，逐步解决不同群体关心的实际问题。怕就怕有些地方政府只顾埋头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群众幸福感，只顾自己的决策，而不关注群众的想法。”张道宏委员说。
陈天会说，政府在经济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应该在充分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注重法律、政策、道德等多种社会管理方式相辅相成，由法律来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用道德来进行良性教化，用政策来调控和协调现有的矛盾，只有尝试多种社会管理方式的配合，形成良性互动互补的工作局面，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
具体该用哪些方法去改进社会管理？作为一方党政主官，陈天会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答——
“一是要解决社会管理依靠谁的问题。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让人们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我们各级政府施政的标准，社会管理看起来是为了社会更加和谐有序，而和谐有序的社会恰恰是为了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行政部门要改变单打独斗、不依靠群众的局面。
“第二，基层基本工作薄弱是当前急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发挥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基础作用。如果能够把大量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在基层，社会管理一定会面目一新，社会管理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
“第三，要解决社会服务滞后的问题。加强社会服务可以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还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的压力，对一部分社会成员多提供一些经济物质上的帮助，可以减少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出现的碰撞。”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田国垒 王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