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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40年1月15日，为了给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同志庆祝60寿辰，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讲话。他说：吴老“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对于革命的坚持性”，“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对吴老的最高褒奖，同时也是毛泽东参加革命多年的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倏然迥异的人生轨迹。到1940年为止，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已经有3人背信弃义公然叛党投敌，如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还有2人因一时失足而迷失方向，如刘仁静、包惠僧，另有2人虽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却脱离了党的组织，如李汉俊、李达。 由此可见，选择了信仰，并不意味着一定忠诚于信仰，拥有了奋斗理想，并不必然就拥有了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在信仰与忠诚之间，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要忍耐、要坚持，要始终坚定不移、忠贞不渝。而在理想的此岸与彼岸之间，需要的则是奋斗、是拼搏，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是卧薪尝胆的决心。因此，要真正做到“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之所以说吴老具有“革命的坚持性”，就在于他所具有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始终饱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于晚清末年的吴玉章，读的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儒家教育。然而，目睹满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他一心想寻找一条拯救国家于倒悬的道路，于是他由忠君爱国思想转变到了旧民主主义思想，又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仰。其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始终不变”，为了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因此，这种过程“很不容易”，这种精神“最难能可贵”。
在毛泽东看来，像吴老这样历经不同朝代而始终具有“革命的坚持性”的党内老同志，还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1937年1月30日，徐特立60岁生日时，毛泽东致贺信：“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这就是老同志的可佩、可敬与可贵，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说替这些老同志“祝寿，不是无原因的”，因为他们“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由此，“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楷模”。
是否具有“革命的坚持性”，在艰苦异常的战争年代，经常面临“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考验是严峻而残酷的，但结果也是立竿见影、泾渭分明的。而在和平发展时期，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生死存亡的威胁基本不存在了，经受考验的更多的是理想、是信念，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靠他人、靠组织的外在监督和评判恐怕就比较困难了，多数情况下需要自我反省、检视、磨练和修养，若能“几十年如一日”，也绝非易事。毛泽东在给徐老信中所批评的种种现象：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有些人的心之某一角落，总不免藏着一些腌腌 的东西；有些人总以脱离群众为快乐；有些人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有些人总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有些人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几十年过去了，谁能说诸如此类的现象就消失殆尽了呢？谁能说此类问题在某些人身上不是愈演愈烈呢？看来，“革命的坚持性”对任何一个选择了革命理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叩问的永恒命题。
古往今来，但凡成大事者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坚持的恒久。恰如毛泽东在给吴老的祝词中所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正是因着“革命的坚持性”，中国共产党的几代杰出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饱受了革命和战争的磨砺，铸就了新中国建设和新时期改革的辉煌。
90载春华秋实，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国际舞台，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应对全新的时代挑战，如何完成全新的战略任务？恐怕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革命”，方能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不会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