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者醒来

    最让年轻伐木工畏惧的是“坐殿”：森森的林海中，被伐断的大树就是站立不倒！仿佛活着。有经验的老工人知道，必须原地静止不动，谁动树就朝谁砸过去。随后，悄悄脱下上衣，朝坡下扔过去，大吼一声：顺山倒！

    大树轰然倒下。

    从2011年开始，可采资源基本枯竭的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主伐，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大幅调减采伐量，并逐步停止天然林采伐。55万林业职工，818万林区人口，将迎来急速转型的一年

    2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内蒙古莫尔道嘎林业局安格林林场三楼会议室内，由局宣传部部长张焕瑞带领的“宣讲队”一行3人，来到林场，宣讲2010年12月出台的国务院《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

    “我们宣讲的主要内容是，2010到2020年间大兴安岭林业政策的转型。要让每位林业职工明白，转型后，职工们的日子会更好过。”当天上午，现场听众沉默无语，林场场部30多人听了宣讲，其间既有白发苍苍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的林业职工，也有刚入行的年轻人。宣讲结束后，宣讲队还将去林区的采伐小工队，向一线采伐工人宣讲。

    依照规定，2011年整个莫尔道嘎林业局的砍伐量将从27.2万立方米，消减为12.15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原来林业生产主要靠砍树为主，必须加速转型为注重生态、保护生态及环境建设为主。而采伐量的大量消减，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益。转型，既涉及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又涉及现实利益，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甚至包括观念、习惯的转换，而这一切，对熟悉伐木的林业工人来说，将何其艰难？

    安格林林场是莫尔道嘎林业局施工作业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工队数量最多的林场，在全国同类林场中也是名列前茅。莫尔道嘎林业局施业区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麓，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納市境内，与俄罗斯隔河相望。

    林海、林海，我们爱，

    绿金、绿金，我们采，

    我们把生命献给林海，

    我们要你水长流，春常在。

    莫尔道嘎林业局局歌唱出了当年林业工人们的豪情壮志。

    1986年6月，国家计委、林业部和铁道部共同组成考察组来到莫尔道嘎，决定把铁路的最后一站就设在莫尔道嘎。从此，这个被称为“没人搭格”的林业局开始了在沉睡的大兴安岭林区大量采伐、为国家建设提供大量急需木材的时期。

    车站建在镇外，

    吃水靠麻袋。

    进门用脚踹，

    电报没有平信快。

    火车站与莫尔道嘎镇距离大约3公里，冬天吃水需要麻袋装冰，进门往往需要踹开粗糙的木门，电报没人及时送达，这几句话道出了早期莫尔道嘎林业工人的生活状况。

    多年砍伐带来的经济效益一度造就了莫尔道嘎镇的兴盛。几年前，这里的人们从这个铁道尽头的小镇可以直接买票上车，到达海拉尔，再从那里转车去往全国各地。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纷纷在此设立营业网点，邮局业务快捷方便。林业办社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行使了政府职能，镇上的道路交通、供暖、自来水、医院、学校、电视、通讯，甚至公共卫生、公益事业等等，全部由林业局包办。林业局是正处级机构，而这里的镇政府只是正科级设置，并无多少经济、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无疑，林业人是这里说一不二的龙头老大。

    在内蒙古、黑龙江整个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区，这种历史形成的政企（政府与企业）不分、政事（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不分的局面，也给“转型”带来了诸多难以厘清的旧账。企业大包大揽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负担严重，林业职工收入普遍较低。2010年，内蒙古整个林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6363元，经济效益较好、替代产业发展较快的莫尔道嘎林业局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17900元。而在这个季节，莫尔道嘎镇的土豆价格就在4元钱以上，算起来，每个林业职工一个月的收入买不了400斤土豆。

    消费能力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如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已经撤出了莫尔道嘎镇，只有一家农村信用社在这里开展业务。由于跨行业务手续繁杂，成本增加，这给林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雪上加霜，这里的邮局停办，铁路业务也开始萎缩。铁路莫尔道嘎站已经停止旅客售票业务，在这里上车的旅客只能到其他站区补票了。这里的人们担忧，照此下去，这个距离海拉尔350公里的中俄边境林区小镇会再次成为“没人搭格”的地方。

    这个采伐季，最后一代林业工人仍然在林区辛苦劳作着。

    41岁的王洪军是胜利林场主伐第三小工队队长，这一小工队共有22名工人，分采伐、集材、装车三大工种。2月21日中午，阳光洒在林区皑皑白雪上，伐木工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去冬今春，一个生产周期两个多月时间内，20多人始终都会在山里干活，吃住在帐篷里。直到地面化冻，车子出不去，林场的财务人员进来送工钱后，他们才出林子。

    驻地院门正前方的松树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哈达。“以前采伐开始都要祭山神、祭树神。现在，就不这样做了。”王洪军说，人们对山林的敬畏之情少了。

    采伐过程中，“吊死鬼”——悬于树上的枝丫或棍棒、“回头棒”——树倒时反弹回来的枝丫或棍棒，最容易伤及伐木者的性命。伐木工中的伤亡者，大都与此有关。最让年轻伐木工畏惧的是“坐殿”：森森的林海中，被伐断的大树就是站立不倒！仿佛活着。有经验的老工人知道，必须原地静止不动，谁动树就朝谁砸过去。随后，悄悄脱下上衣，朝坡下扔过去，大吼一声：顺山倒！

    大树轰然倒下。

    原来是采得越多越光荣，一个采伐季内涌现的“万米采伐工”、“万米装卸工”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1990年代，采伐高峰时期，胜利林场的职工最多达400多人，现在只剩下200多人了。

    然而，这一边采伐，向大自然索取，一边却期待保持“水长流、春常在”的矛盾愿望，并没有实现。

    “小时候进林子，衣服湿半截。遇到水洼子都过不去。现在进去，不一会儿，浑身上下落一身尘土。地上的树叶都是干枯的。”莫尔道嘎林业局局长廉俊东1974年便在林区参加工作，他目睹了这里变化的一切：

    “原因是大量超限采伐，树木减少，森林的保水量减少。夏天都会出现38、40摄氏度的高温。这在以前很少见。”廉俊东说：“不要说国家要禁止采伐，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再也不能这样采下去了。”

    对于莫尔道嘎的未来，廉俊东并未丧失信心：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快把“砍树”变为“看树”，大力发展这里得天独厚的森林旅游资源；并利用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在政策上提供的支持，确保职工减伐不减收。

    1961年夏天，历史学家翦伯赞与范文澜、吕振羽等人，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内蒙访古》一文中称赞大兴安岭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而今，这座“幽静的后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在内的大兴安岭林区，在经历了常年大量的高强度采伐过后，却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破坏严重，采伐抚育失调。

    半个世纪以后到来的“生态保护”、“经济转型”规划，是否正逢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