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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超大班额现象的调查》无疑成为刚刚出版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中最具影响力的调查篇章。调查的完成者，扬州中学历史教师王雄也由此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两会前夕，21世纪教育研究院正式发布2011年教育蓝皮书内容，在发布会现场，当王雄老师用PPT演示中西部地区有些县城中小学大班额现象时，其他参会者不断用“恐怖、难以想象、可怕”等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随即，就有报告中提及的超大班额中小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联系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王雄的调查表示疑义。对此，王雄态度很明确：对数据负责，有照片为证。其中一张照片已印在了教育蓝皮书中：河南上蔡二中2009年九九班毕业合影留念。111名学生分成六七排站立。王雄老师在文章中补充，“访谈对象指出，还有一些学生是借读生，所以并没有拍摄照片，但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也有令王雄感到欣慰的，目前已经有河南、陕西的县市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表示，要派工作组到学校进行检查。
大班额县城最明显 小学到高中，大班额逐步增多
在王雄老师的报告中，不仅有来自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库的宏观数据，还有在2009年至2010年7月之间，通过实地调查、网上问卷、教师访谈等方式收集到的具体个案，涉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四川、吉林等地。
早在2002年6月，教育部就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人。在进行全国调查时，教育部将班额的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25人及以下”为小班额，“26～35人”为偏小班额，“36～45人”为正常班额，“46～55人”为偏大班额，“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
教育部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中小学校278万多个班级中，大班额有24.5万个，占总数的8.8%；超大班额有15.3万个，占总数的5.5%。从数据来看，县镇与农村的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比城市严重。
在这些相关统计中，王雄发现，全国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班额情况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小学阶段，县镇依然是大班额和超大班额的主要区域，农村的班额总体偏小，这与当前农村学生大量流失的现实基本吻合；初中阶段，大班额与超大班额的数量比小学阶段多得多，都超过了30%，县镇最多，达到50.2%；高中阶段，小班额更少，大班额和超大班额更多。特别是县镇，大班额达到34%，超过初中的7.6%；超大班额达到29%，超过初中5.2%。农村高中的大班额占28.9%，超过初中6.3%，超大班额则超过初中8.4%。
综合这些数据，王雄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小学农村的小班额较多，农村学校学生数在明显下降；第二，大班额、超大班额主要集中在县镇与城市，以县镇最多，且超过50%；第三，从小学到高中，大班额、超大班额逐步增多。
极大班额不是个别 中学最大班达160人
2010年10月27日，一篇《高中“虚胖”之忧》的文章，披露了山东省临淄、寿光、菏泽、新泰、潍坊等地“超大规模”中学不断出现，多所拥有上万人，被称为“高中航母”。那么，超级学校的班级是否也是超大？我国东中西部的超大班额又是如何分布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王雄设计了问卷，调查了西部六个省份（四川、贵州、青海、西藏、甘肃和重庆）450名高中教师。结果显示，西部高中大班额所占比重达到32%，超大班额达到35.8%，远远超过全国比例。
值得提及的是，在调查中，王雄发现许多地方66人以上的班级很多，只用超大班额不足以概况整体情况，因此，他作了进一步“升级”命名：“66～75人”为超大班额，“76～100人”为特大班额，“101人及以上”为极大班额。
通过网络调查发现：陕西省6城市（西安、咸阳、榆林、商洛、安康和延安）的40所小学中，各校平均班额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大班额以上达到52.5%，超大班额为25%，特大班额为5%。值得关注的是，知名学校与弱势学校之间的班额差距很大。咸阳市8所小学中，知名学校人数比薄弱学校的人数多10倍以上，如渭城区的风轮小学有2096人，而同属这一区的西毛小学只有137人，前者是后者的15.3倍。前者的班额是54人，后者的班额只有23人。
安康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安康市第一小学是该市知名小学，人数达到3149人，平均班额达到90人，这是调查中王雄发现的全国最大的小学班额。而该市汉滨区的红旗小学班额为49人，同一市的平利县柳林小学每个班平均只有20人。
调查中，极大班额出现在河南省。报告提及“国内初中最大班额为驻马店上蔡县第二中学，平均120人，最大班额竟然高达160人！排名第二的是驻马店市平舆县第五中学，平均班额105人，最大班额135人；排名第三的是南阳邓州市城区一中，平均班额112人，最大班额132人；此外，上蔡县东岸乡第一初级中学平均班额123人，最大班额不清楚”。
大班额损害学生健康侵害教师利益
调查结果让王雄老师感觉吃惊的同时也感到痛心。在我国学龄儿童明显减少的同时，班额却还在增长，这是为什么？
作为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教学的同时，也在持续关注教育公平、高考改革等问题，并进行过大量相关研究。经过分析，他认为，超大班额产生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和县城，许多地方学校布局调整，演变为“学校进城”的“运动”，从而出现农村学校的“空洞化”和县城学校的人满为患。
不过，在同一个省市，甚至同一个县城的学校，班额依然有很大差距，这就涉及城市化以外的诸多因素。其中包括，教育投入的不足和学校发展不均衡。在我国教育投入不足背景下，教育经费更多集中在城市的重点学校，从而导致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口号下，仍然热衷于打造“名校”，动辄投入上亿元资金建立超大学校，这种“锦上添花”的投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学校间的不平衡。
虽然东部省份的学校大班额现象不算严重，超大班额情况比较少见，但是“超级学校”却是普遍现象。在江苏省，不乏上万人的大学校，其中一个年级最多的达到35个班。
王雄老师曾参观过西部一所学校，进到一个百人以上的极大班级。100多个学生的桌椅挤在一起，排与排之间没有通道，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是在漠视学生的学习权和健康权，人与人之间应该留有空间，这样密集会使学生感到压抑。教师面对100多人的课堂也只能实行控制、压制的‘军事化’管理，不许说话、不许走动，学生也无法及时向老师请教问题。”作为一名教师，王雄也为同行感到悲衰：“中小学教师除了授课，还有大量为学生指导和服务的工作，如批阅作业，指导学习，解决心理问题等等。超大班额只顾着节省教育成本，却造成对教师的工作权和健康权的侵害。”
王雄在调查中发现，95.3%的教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还当教师，优秀学生大多也不会选择做教师，其中，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