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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顶层设计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用在改革上，意在对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改革要探究本因、追根溯源，在高层次上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抓住主要工作，解决根本的民生问题；善于从全局出发且始终贯穿全局，在所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问题上一以贯之。
30年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但“福兮祸之所倚”，问题也不少。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超前透支了人口红利，靠廉价的劳动力，靠对资源的大量损耗，靠廉价的出口，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在减少，人口在老龄化，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急剧提高，环境的硬约束已出现，国际社会要求我们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危机一旦如海啸突如其来，成千上万家缺少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就会很快沉没，大批工人会失去工作，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还危及社会稳定。爬上一座山可能需要30年，从山上掉下来也许只需30秒。
能够最早觉察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是“顶层”。因为“顶层”不仅可以看到“造化钟神秀”的成就，也觉察到了“阴阳割昏晓”的变化；不仅有“荡胸生层云”的胸怀，也打开了“决眦入归鸟”的眼界；因此必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走到现在，需要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
例如，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还在土地上的农民怎么生产生活”，和“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怎么生产生活”。现在从基本面上看，由于生产要素成本的拉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逼着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民工荒与“二杆子现象”（即城市增加大批缺乏技能的农民）、土地撂荒并存，是“一部分人没活干”与“一部分活没人干”并存。这就需要未雨绸缪、综合考虑的顶层设计。
又如，科技创新，要有规模经济为支撑。产量越大，创新需要的单位成本分摊越低。中国市场大，产业规模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支撑科技创新昂贵成本的产业规模已经形成了。但为什么汽车产业迅速膨胀，飞机的歼-20都搞出来了，无论是飞机还是汽车的发动机，就是搞不上去？这就需要抓住这些难题，发挥我们优势联合攻关的顶层设计。
再如，一个县，一个乡，在规划的时候不会对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操闲心。但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层面，如果不操心这件事，不但毁了中国，也毁了世界。这就需要从长计议、调整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顶层设计。
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从“七五”计划就开始了，多少个五年了，我们一再呼唤，生产方式要转变，终于讲到这种转变已是“刻不容缓”了。过去讲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是死路一条；现在讲不转变发展方式、不科学发展，是死路一条。
问题是如何实现转变。如果大家都“恭喜发财”，当然都乐意。但要想舒舒服服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当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只能壮士断腕，为长远发展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只能做好“减法”，勇于放弃没有效益的增长，下决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下力气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下狠劲消除“小而全”，总之，有一些产业、有一些工程要下而不是上，要退而不是进，被牵涉的自然不会高兴，甚至会很痛苦。
顶层设计的最后检验标准，要看是不是生产要素更为合理有效配置，从而在新的阶段焕发、解放出更大的生产力。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是要高兴，要皆大欢喜。打个比方来说，最终要问一问农民高不高兴，牛高不高兴，土地高不高兴。
（下篇预告：《顶层设计与全民自觉——“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系列谈之3.2》）
■叶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