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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上午，上海市最繁华的淮海路上一幢写字楼里，日本《读卖新闻》上海支局长加藤隆则正在整理资料。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工作了5年9个月的上海回日本。就在一周前，日本刚刚遭受了里氏9.0级的特大地震。在任期的最后几天里，加藤隆则用自己的视角在观察中国民众对日本震灾的反应，“中国人民温暖的心，让我们感动”。
“请把音乐停下”让人感动
3月11日，为期3天的江苏南京日本文化周开幕，下午两点有一场江苏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加藤隆则和一些常驻上海的日本媒体记者都在现场采访。就在比赛快要开始时，加藤隆则接到了报社的电话，告诉他日本发生了大地震。“编辑说第二天的国际版可能要取消了”，加藤隆则之前给编辑报过选题，要写南京日本文化周的报道，“虽然编辑只是讲宫城县发生了地震，没有过多讲述地震的事情，但我知道应该是很大的地震，因为一般的地震不会取消国际版的”。
过了一会儿，加藤隆则又接到了东京家里来的电话，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演讲比赛的间隙，加藤隆则不停地往东京家里打电话，“打了二十几次才打通，家人说有震感，但没有受伤，我才放心下来。”演讲比赛总结的时候，在比赛现场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泉裕泰还建议大家为日本大地震的死难者默哀。
演讲比赛结束后，其他日本记者都返回上海，加藤隆则一个人留在了南京继续采访文化周。
在第二天的时装表演活动中，加藤隆则就很意外，“有大学生在表演之前说‘加油日本’”，而在一场日本动漫COSPLAY表演中，还有大学生准备了慰问的横幅，“只是因为他们准备的太仓促，用的是红色的横幅，主办方觉得不太合适，才没有展示出来，但我还是很感动。”当天，加藤隆则在南京的8位老朋友还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表示向日本民众的慰问。“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南京之行。”
3月13日的日本歌卡拉OK大赛上，第三个出场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的钱靓霞在音乐响起时，用日语说“请把音乐停下”，“她说了几句鼓励日本人的话，祝福日本人民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后来出场的南京农业大学的3名大学生也在台上用日语说“加油日本”。
加藤隆则把这些细节都写进了自己的报道里，告诉日本读者这些故事，“那几天的国际版版面很少，大家都在关注核电站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把南京人民的声音传递给日本读者，这也是我在中国的任期快结束时最难忘的采访。”
写字楼物业送来了问候的鲜花
3月13日的活动一结束，加藤隆则就立即返回上海，“我要关注上海的反应，关注中国的反应，各个方面的反应，比如中国对日本进口农产品的反应，比如中国民众抢购碘盐的事情，因为日本的这次地震已经影响到全世界”。3月18日，他派了一名助理去上海甘泉中学采访，“那里是上海唯一一所有日语班的中学，今天他们会举办一次为日本地震的捐款活动。”
事实上，从地震发生当天开始，加藤隆则就接到不少中国朋友的短信、电话，表示问候和慰问，就连《读卖新闻》上海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物业都送来了鲜花。一位中国学生还专门给加藤隆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向他表示慰问，同时说：“日本民众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深深地感动了我……大家都在为日本祈祷，也在尽自己所能为日本加油，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重重障碍，从这次地震中尽快恢复。”
3月1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例行的日本记者交流会上，加藤隆则又了解到更多上海民众的反应。截至3月16日，领事馆已经收到46个个人及团体的捐赠，其中日元155万余元，人民币166万余元，“90%以上是中国人”，而最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感动的是，有10名上海的中学生自发前来捐款，“1388元，都是他们的零花钱”，而且他们还自己制作了一些绿色心形的卡片，“上面有用中文写的，有用日文写的，比如‘虽然你们在大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但你们更要坚强地活下去！’‘大家一起加油！’中国人民温暖的心，让我们感动。”
那些言论不代表主流
日本特大地震发生后，网络上也有一些网民发出诸如“祝贺日本发生大地震”之类的帖子，加藤隆则对此并不在意。“我听说过一些，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因为那不代表大部分的声音”，在他看来，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网络上有些东西是不健康的，但不代表主流。
“我亲身感受到的都是温暖的，网络上都不用留名字，有些人故意发表一些刺激性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媒体是不应该关注这些的，媒体不能被网络牵着走。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这样的言论没有意义，非常无聊，这不是了解中国正确的渠道，会误导读者，这些声音不能代表大部分的人。”加藤隆则说，《读卖新闻》不会刊登这些不好的言论，日本其他的主流媒体都差不多。“我们的媒体不跟踪网络，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做的就是‘写事实’。”
加藤隆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了一份《读卖新闻》和盖洛普合作进行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日本最受信任的社会机构就是报社，“日本人最信任报纸，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要在现场，在第一线，发回最真实的报道。”不过，加藤隆则说，在中国情况好像不太一样，“网上有很多消息，而大家爱听和政府不同的声音，选择相信这个，这样下去的话，媒体的‘公信力’会很危险，报道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我们为什么要来中国，在日本也可以看到网络，因为网络和真实的距离很大”。
这次日本发生地震后，有不少中国的媒体记者去日本采访，而发回的报道中大多说日本民众很“淡定”，对这一点，加藤隆则和他的日本同行们都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很正常，大家都相信媒体的信息，所以社会比较稳定。”
中国媒体的关注热度前所未有
对如此之多的中国媒体记者前往日本采访，加藤隆则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他专门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询问这方面的信息，3月11日当天，就有14名中国记者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办理紧急签证赴日本采访，从3月11日至15日，共有42名中国记者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办理紧急签证前往日本采访，“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
加藤隆则也和日本同行们交流过这个问题，总结下来，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四川大地震以后，中国媒体的地震报道增加了，“大家对地震、灾难的关注程度提高了，这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二是中国的国力强大了，开始关注国外的事情，“中国以前只关注国内的事情，现在开始关注世界，而且日本和中国的距离很近，中国人也很关心邻国的事情”，加藤隆则注意到，中国媒体对这次日本地震的报道不只关心在日中国人的安危，而开始关注很多细节；三是中国人道主义的发展，“人的生命是没有国界区别的，中国民众开始站在人道立场上去关注”。
加藤隆则还注意到，这次中国的财经媒体的反应很快。日本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就有中国一家财经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加藤隆则问“去日本的签证怎么办”，加藤隆则很诧异，“我又不是领事馆”，但还是帮忙联系了领事馆的朋友。但他并不太认可财经记者的这种快速反应，“地震发生后，首先要关注的是生命救助，经济方面的影响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才需要关心的，有些中国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地震对钢铁产业的影响了。我们不会讲这么长远的事情，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核电站的处理，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找到。这些问题不弄好，谈不上经济影响。”
加藤隆则的家人过两天就会来上海，然后再一起回日本。从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学习，到马上将要离开上海，中国的变化让他感触颇深。有人问他是更爱中国还是爱日本，加藤先生说：“我爱人！不管中国媒体，日本媒体，所有媒体，所有人，在灾难面前，首先关注的都应该是‘人’。”
本报上海3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周 凯 实 习 生 张 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