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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藏在一本本薄薄的期刊里，安然保存下来。
比如，1950年，《观察》杂志社在最后一期刊物上发表改组声明，决意一改过去的独立姿态，以便“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此后，《新观察》历经动荡，最终停刊。
再比如，在1959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正因“人口论”而受围攻的学者马寅初，发表自辩，宣称“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篇文章写完后不久，一种难以抵抗的压力，终于扼死了马寅初的思想。
期刊，正如报纸，总容易让人与“速朽”联系起来。快速阅读、消化，然后压进故纸堆里；挣扎喘息几年，然后停刊消失——这都是大多数期刊所经历过的命运。
然而，当这些年代纷仍、内容庞杂的期刊被汇集在一处，居然展露出历史的部分真实。在“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学科成果”《共和国期刊60年》里，编者李频有意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难得的体验。
60年，各种期刊成千上万，要在一本400页的书里梳理脉络，原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尝试。但将60年来的这些期刊，以年份为线索铺陈展列起来，每个时代的气质便凝结在一处。
若翻开1950年这一节，以“新”字和“人民”一词为名创办的杂志满眼都是。《新农村》、《新体育》、《新戏曲》、《新文化》创刊，透露着与旧文化生活决裂的劲头儿；《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人民音乐》等十数种杂志，则把当时文化工作者奉为圣典的“贴近群众”等文艺理论淋漓尽致披露出来。如今看来，这些文艺理论已经多次被重述并反思，但这些期刊完整地保留着已经模糊的历史原貌。
同样，1956年的百花齐放，1966年的万马齐喑，1980年的法制重举，都丝丝缕缕地在当时的期刊中保存下来。这些期刊，有的是政治性的，直面时事；也有的是体育、科技、时尚甚至收藏类杂志，从生活的各个侧面提供印证，凑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编年史。
编者李频说，期刊，尤其是期刊封面上留存的信息太丰富，简直算得上一部“记在期刊上的共和国史”。这名北京印刷学院的教授扎进北京市档案馆，走进多家杂志社的资料室，翻寻曾经被许多人传阅、最后却销声匿迹的细节。从《观察》到《新观察》的易名，他看出一个时代的开始；《红旗》停办，《求是》创刊，则让他感到了时代的急剧变化。他找到了发生在《人民文学》上的文学批判；他找到了1993年打工潮涌起之时，深圳应时出现的《外来工》；他也找到了被许多人忽视的珍贵品质——在1956年一本名为《天津支部生活》的小杂志上，他甚至发现了曾经象征一个年代的“书生气”。
但这些评价，并没有直白地出现在书里。据李频说，这是因为“选择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他更希望读者能从他提供的资料中，总结自己的历史观。
站在60年之后，从头翻看当年那些期刊的封面和内文，冷静地看待它们的出生和死亡，会发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的故事，在这里还原封不动保留着。许多曾经影响一整代人的杂志，如今根本没多少人听说过；许多惨烈或精彩的交锋、讨论，如今早就被人忘记。借着编者的努力，其中部分故事，如今重新显现。
即使是几十年的历史，也会有各种潮流涌动。期刊是最追逐潮流的那类事物，因而很容易被裹挟，也很容易被冲毁。而阅读着期刊的人们，也总在潮流里来回转身。只有当从潮流里抽身而出，回望过去的年代，才可能获得理性的观察，并反思今世仍然在滚滚来去的潮流。这是《共和国期刊60年》的可贵之处。
还有一个可贵之处，也许对那些期刊的编者有益。看看过去曾经被记录下来的美和丑，他们想必能对自己所主持、将影响广大人群的出版物，多一些敬畏和慎重。
因为历史会在其中保留下来，接受后人的检验。
张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