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梧桐”事件经过舆论发酵,暂时取得了让人稍可宽心的成果。南京市表示,目前已停止了所有移栽工作。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移栽梧桐树的数量。
南京市对民意的回应自然值得赞许。有论者指出,“南京梧桐”事件将直接考验南京市的行政智慧。对于此种说法,我也大体赞同。但是“行政智慧”和“行政方式”,无论中外,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联。也即,即便很有行政智慧,也不一定就可导致合理的行政方式;而合理的行政方式,也未必完全取决于足够的行政智慧。一句话,行政方式不取决于什么行政智慧,而是取决于什么样的行政运行环境。
目前看,南京在“梧桐”事件的应对上的确顾及了民意,而黄健翔等“名人”于其间所起的作用也的确不能忽视。如果不是他们的参与将此事放大了很多,估计台湾也不会有所回应。总体来说,南京目前暂停移栽是在与民意正向互动,问题在于,此前为何就没有考虑到民意呢?从报道得知,2006年南京在修建地铁2号线时,就移栽了不少梧桐树,其中许多目前已经死亡。
应该承认,当前在与民意的互动上,行政方式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还基本停留在对民意压力的应对上,而不是将行政方式建基于民意向背。在写此文之前,看到有报道说,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的投票,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宁愿地铁改线”。而旅游卫视的调查则显示,在总共4053票中,82.68%的人不赞成梧桐树为地铁让路;65.5%的人认为城市建设和城市个性可以共存。
这两个调查都很有意味。地铁对城市建设的意义究竟如何体现,其实不是宣传中惯常强调的为了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而是要看市民对此是何种认识。显然,市民从地铁上获得的收益也不尽相同。有的获益大,可能就赞成修地铁而牺牲梧桐树;有的获益小,可能就不赞成修地铁而要保卫梧桐树了;还有的人,即便地铁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不愿意牺牲梧桐树。在地铁和梧桐树的权衡上,实际反映了南京市民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城市的综合性价值判断。
对理性经济人而言,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的,自然是既要修地铁又要尽可能地少砍树甚至不砍树了。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这种看似苛刻的要求是能够达到的。而政治学也告诉我们,选票如果有力量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65.5%的人认为城市建设和城市个性可以共存,其实就是这种意愿的反映。“宁愿地铁改线也要保护梧桐树”,假如这就是大多数南京市民的真实愿望,那么南京市的行政智慧,就是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愿望了。
“南京梧桐”事件,实际上给所有的行政者提出了如何行政的课题。自然,也典型地反映出当前行政运行所处的真实环境。我们欣慰于此次民意对行政运行产生了效果,而担心也恰恰在于,“梧桐树民意”对行政运行方式的触动,到底有多大作用?
徐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