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宰了南京梧桐的命运

    “南京梧桐”事件经过舆论发酵，暂时取得了让人稍可宽心的成果。南京市表示，目前已停止了所有移栽工作。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移栽梧桐树的数量。

    南京市对民意的回应自然值得赞许。有论者指出，“南京梧桐”事件将直接考验南京市的行政智慧。对于此种说法，我也大体赞同。但是“行政智慧”和“行政方式”，无论中外，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联。也即，即便很有行政智慧，也不一定就可导致合理的行政方式；而合理的行政方式，也未必完全取决于足够的行政智慧。一句话，行政方式不取决于什么行政智慧，而是取决于什么样的行政运行环境。

    目前看，南京在“梧桐”事件的应对上的确顾及了民意，而黄健翔等“名人”于其间所起的作用也的确不能忽视。如果不是他们的参与将此事放大了很多，估计台湾也不会有所回应。总体来说，南京目前暂停移栽是在与民意正向互动，问题在于，此前为何就没有考虑到民意呢？从报道得知，2006年南京在修建地铁2号线时，就移栽了不少梧桐树，其中许多目前已经死亡。

    应该承认，当前在与民意的互动上，行政方式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还基本停留在对民意压力的应对上，而不是将行政方式建基于民意向背。在写此文之前，看到有报道说，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的投票，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宁愿地铁改线”。而旅游卫视的调查则显示，在总共4053票中，82.68%的人不赞成梧桐树为地铁让路；65.5%的人认为城市建设和城市个性可以共存。

    这两个调查都很有意味。地铁对城市建设的意义究竟如何体现，其实不是宣传中惯常强调的为了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而是要看市民对此是何种认识。显然，市民从地铁上获得的收益也不尽相同。有的获益大，可能就赞成修地铁而牺牲梧桐树；有的获益小，可能就不赞成修地铁而要保卫梧桐树了；还有的人，即便地铁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不愿意牺牲梧桐树。在地铁和梧桐树的权衡上，实际反映了南京市民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城市的综合性价值判断。

    对理性经济人而言，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的，自然是既要修地铁又要尽可能地少砍树甚至不砍树了。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这种看似苛刻的要求是能够达到的。而政治学也告诉我们，选票如果有力量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65.5%的人认为城市建设和城市个性可以共存，其实就是这种意愿的反映。“宁愿地铁改线也要保护梧桐树”，假如这就是大多数南京市民的真实愿望，那么南京市的行政智慧，就是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愿望了。

    “南京梧桐”事件，实际上给所有的行政者提出了如何行政的课题。自然，也典型地反映出当前行政运行所处的真实环境。我们欣慰于此次民意对行政运行产生了效果，而担心也恰恰在于，“梧桐树民意”对行政运行方式的触动，到底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