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中日关系承载着太多的心结，所以一路走来步履沉重，多有磕碰。一切的一切都与大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有关。这是一个难解的历史情结。正因为难解而具指标意义。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大国道路决定于能不能和怎样才能迈过日本这道坎儿。
迈过日本这道坎儿，基本标志是跳出历史，终结历史，这既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全体国民宽阔的胸怀和相应的宽容度，需要成熟与理性。
需要强调的是，终结中日历史不是忘记历史，而是让历史换一种形式给人们看。当历史还其自然，不再为感情左右时，对现今和未来的启示作用不仅没有弱化，而是得到无限放大。
从3月11日的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至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揪心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那些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许多故事，感人至深。看到救助了20多位中国研修生后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左藤充的行动，被感动的何止是被救者。“福岛50死士”的责任和决绝，更是把伟大和崇高张扬到了极至，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大爱而感动。特别是充分表达中国网民大爱无疆的留言，会让人深深感知捐弃前嫌而生的勇气和胸怀。
正是缘于此，一个重要命题才具备了提出和解决的条件：跨越历史羁绊，让中国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跳出历史羁绊，意味着终结中日历史，这需要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同时有赖时机和条件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太过沉重的缘故，长期以来，一些中国民众心灵深处甚至容不下一个正常的事件，同时容不下一种学者的不同意见。由此形成了一个现象，不管谁，不管基于什么目的，有没有深入思考，是不是站到历史的高度、民族大义的高度，只要表达出对日不高兴、不满意，注定赢得一片喝彩。而再有理性与责任的深度思考，只要疑似为日本人说话，注定被划为“汉奸”、民族的罪人。而当一个人被贴上“汉奸”的标签，也便失去了话语权，剩下的只有接受道德审判，几无辩护权利。
强调胸怀和宽容，这其实是一个与中国崛起于世界紧密相关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在过程中或阶段性上，有时会超越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大国崛起的道路上，首先需要迈过的就是日本这道坎儿。这有地缘政治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中日关系中蕴含乃至承载的东西太多，其中许多元素直接标志为大国品质，跃过去就实现一次历史性突破，囿于其中，意味着大国道路背负沉重，举步维艰。
中日两国决非南极的冰，难以融化，有些事情做到了，一种新感觉就会产生出来。国民情感是可以培育的，就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那个阶段就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而那个时代和悲剧发生的时间更近，大量的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还健在，他们尚可接受，难道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反而有更大的义愤？这也是不辨本质一味否定者需要扪心自问的：我是否真正理性思考了中国的未来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如果不是这样，仅仅是情绪宣泄，则毫无意义。
拉近国家关系需要机缘和条件。我们不希望日本发生带来财产和生命伤害的灾难，但这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危难时的被感动才更深刻、动心。同时，对我国民众来讲，由于长期形成的民族感情，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来激发恻隐之心，要让民众接受主动发展对日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我们要给予灾难中的日本以更多更大的援助，不要因日本远比我们富有而认定给予的帮助不重要。我国汶川大地震时，贫穷的巴基斯坦把全国的帐篷都送到了中国，真正地感动了中国人。及至巴基斯坦遭遇水灾，我国给予其的援助大大超过地震时巴国给我国的援助，但没有人对其有异议。这就是感情的力量。所以，中国应当给予日本更多帮助，当在日本灾区能够更多见到中国的志愿者或援助物资时，那种感动力是很大的。而这种民间感情的融洽是拉近国家关系的基础。
终结中日历史不是愿不愿的事，而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中国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百年时，有媒体评论，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让国人学会了思考。的确，思考使人聪明，思考使人理性。
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真正的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形成了中国国民的弱势心态，一旦较短时间内走向富强，搞不好会演化成膨胀心理。这对自己和他人都不是好事。换言之，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有效培养政府与民众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能不能尽快做好心理、观念、思维、价值观上的相应准备的问题。
民族情绪具有两面性，特殊阶段不可少，比如弱势情况下会强化民族内聚力，提升爱国情怀。但换个视角、换种状态，又可能导致民族主义，且易于将国家意志情绪化，让政府和政治家一再被民族感情所裹挟，难以作出正确的政治决断，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失控。
分析世界政治生态，特别是中日关系的生态，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已经拥有了实现中日关系战略突破的大小环境。一方面,日本对华援助将要终结，中国正在成为外援国，这种转折带来的至少是国家关系的调整和国民心理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虽然我们不能高估GDP超越日本的作用，但其心理效应是巨大的，角色转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伴随这个改变，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将要承担起更多的世界责任，那么价值观与民族心理也应与之相适应。
弄清规律并不意味着都能顺应规律，只有占据主动权的一方主导事物发展，才能获得突破，终结中日历史的主动权在中国
中日关系的道德制高点由中国占据，主动权也在中国手中。这是因为，处于道德被告席的日本，永远都无法获得主动权，即使想作为亦无法实现。因此，终结中日不正常关系的第一步只能由我们迈出。如果中国能够在对日问题上有所超越，大国胸怀不言自明。
结合民族文化性格与价值观念分析问题。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的文化环境，再加上冷战思维的影响，一些民众不善于辩证思维和换位思考，尤其不善于处理权利的双向性，即所谓的“我拼命反对你说的话，但我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时，一些中国人不是采用以理服人的态度来对日方的论点进行驳斥，而是采用群起恶骂的方式。本来日本右派在日本国内的市场并不大，可是一些中国人的一通恶骂，反而引起一般日本国民的反感，使一些本来不支持右派的人也转向右派了。我们必须在承认日本右派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用以理服人的态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日本右派的错误观点和言论进行批驳。这样才能使日本右派言论在日本国内失去市场，也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规律表明，有时候正面引导甚至赞美产生的效果远大于谩骂。原本日本人身上是拥有许多值得赞美的素质和品质的。而赞美又是一种态度、一种美德，折射的是进步的空间，因而也是大国国民之必备。然而，种种原因，我们有些人做得并不好。曾几何时，“小日本”是我们的口头禅，然而何为大，何为小，有着辩证关系。
当日本大地震、海啸、核辐射接踵而来，我们看到的是其震后坚挺的建筑，是淡定和守秩序的民众，是牺牲自己拯救中国研修生、食物匮乏仍分出一些给中国人的日本平民，是那些“我不回来了”的决绝走向核辐射场的50名核工作者。而对这些，你就不能不肃然起敬，这时的小必定成为一种大。
最后，再次强调的是，终结历史不是抹煞历史，而是让人不再沉溺于历史，羁绊于历史，是让历史不再过于情感化，因为更客观、更理性的历史观，带给后人的启示更多，因而意义也更大。
为什么奥斯维辛集中营受难人数最初获得的数据是300万人，而犹太人自己通过调查、考证，修正为110万？个中道理对我们很有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