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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教授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并不开心。31岁的年轻人，并不想接受这个荣誉，他害怕得奖后会引起公众对自己的关注。
“他手脚不怎么灵巧，极度沉默寡言。”物理学家埃尔萨塞这样形容狄拉克。在剑桥求学期间，狄拉克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图书馆里，与同学几乎没有联系。后来，经这些功成名就的同学提醒，狄拉克才意识到曾与他们同班上课。
成为教授后，狄拉克依旧沉湎于独自工作的状态，很少同其他物理学家讨论。太多的关注，常常让他感觉不自在。
不过在1933年，狄拉克还是去斯德哥尔摩领回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老师卢瑟福告诉他，拒绝领奖只会更加惹人注意。
伦敦的报纸当时形容这个忐忑不安的公众人物为“害怕所有女人的天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一样羞怯”。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早在25岁时，已经是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
参加完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不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便邀请狄拉克担任应用数学教授；几个月后，美国芝加哥大学又邀请他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这些邀请均遭拒绝，狄拉克只想继续自由地投身于自己所专长的研究。
他留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讲授量子力学。1930年，狄拉克将自己的讲义内容，整理出版成教科书《量子力学原理》。曾质疑狄拉克的物理学家泡利，当时也大力推荐这本书。爱因斯坦则认为，“它是对现有量子力学的逻辑最完善的陈述。”这本书随即成为量子力学的标准教科书，后来多次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被广泛采用。
狄拉克还没来得及回味这些赞许，便很快被质疑包围。正是在这一年，他提出了备受质疑的“空穴理论”。在意大利罗马，费米小组召开对狄拉克的“审判大会”。朗道和德尔布吕克特地从哥本哈根跑到英国参加会议，以便了解狄拉克的理论。结果，在狄拉克报告结束后，朗道到最近的邮局给玻尔研究所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胡说八道”。
狄拉克则一如既往。他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一边给玻尔等人写信交流。闲暇时，他要么一个人远足，要么独自看米老鼠动画片和侦探小说。
一旦投入工作，他便一丝不苟。写论文时，他总会事先想清楚，写完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玻尔曾感叹，读他的文章是一种美学享受。因为无论何时他送给玻尔的手稿，笔迹总是整洁优雅，内容无须改动。倘若玻尔建议作小改动，他会不高兴，而且“不予理睬”。
在物理学界，沉默而羞怯的狄拉克，则以讲话直接与坦率闻名。1932年，玻尔曾推荐一篇文章，作者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钱德拉塞卡。文章在谈到量子统计的问题时，提到了狄拉克。狄拉克并不赞同其中的方法。他致信玻尔，请求自己在文章中加一条批评性的注记。经此一插曲，钱德拉塞卡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好撤回论文。
同一年，狄拉克拿着自己的新论文，请理论物理学家克莱因阅读。克莱因翻过第一页时，作者便提醒对方，“你应当看得慢一些，海森堡看得太快了。”
或许在狄拉克眼里，只有看得慢些，才能思考清楚。剑桥某科学俱乐部的秘书曾打电话邀请狄拉克演讲，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回答是，“让我放下电话一分钟，想一想再回答你。”
这种慢也让很多人觉得很难同狄拉克交谈。剑桥一位物理学家这样回忆跟狄拉克对话的情景：他总会用5分钟看天花板，接着又用5分钟看窗外，然后才回答说“是”或者“不是”。
很多时候，狄拉克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二战期间，很多同事卷入到军事研究中，狄拉克则不愿受此干扰。曼哈顿工程开始后，许多英国科学家迁移到美国。他们希望狄拉克也过来，但遭到拒绝。
同行曾评价说，“他是一位典型的象牙塔里的科学家，很看重自身的独立。”这种独立，让狄拉克在二战后被孤立于物理学发展主流之外。
1932年，在剑桥大学宣布他担任卢卡斯讲座教授职位当天，狄拉克逃到了动物园，以避免被一系列庆祝活动干扰。后来，他又坚决谢绝了母校布里斯托尔大学等机构准备授予他的许多荣誉学位。尽管如此，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和都灵大学还是在狄拉克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除了不关心政治，他也不关心艺术。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曾送给狄拉克一本英文版的《罪与罚》。后来，卡皮查问他小说如何。狄拉克回答，“小说很好，但作者在其中一章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同一天的日出描写了两次。”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让人们失去对狄拉克的尊重。“在所有的物理学家中，狄拉克具有最纯洁的心灵。”玻尔说。
遵照惯例，诺贝尔奖得主有权为后来的诺贝尔奖候选者提名。大多数得主都充分运用了这个权力。但82岁的狄拉克，据说至死未提名过任何人。
本报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