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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正当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在争议小额信贷的身份时，日前，一场由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南京财经大学主办的“小额信贷国际论坛”在南京举行，与会的学者就中国的小额贷款路径进行了讨论。
1976年，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一个乡村对42名最穷的农户进行每人贷款27美元的小额信贷实验，并逐步建立起格莱珉银行。30多年来，格莱珉模式帮助了数百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借款人及其家庭由此脱离了贫困线。之后，这种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成功复制，尤努斯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说，从其诞生那天起，围绕小额信贷好与坏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支持者认为，小额信贷是金融理念的一大创新，因为穷人最需要借钱，但由于他们没有财产可以抵押，传统银行并不愿意向他们放贷，而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恰恰就是这些“穷人”。反对者则认为，世界上没有神话，也没有救世主，尤努斯并非穷人的“救星”，小额信贷只不过是“穷人的陷阱”，因为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远远高于传统银行，对贫困人口而言属于雪上加霜的“高利贷”。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对小额信贷，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务才刚刚起步，处于“启蒙”阶段，未来的路还很远。无论是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还是帮助大学生创业，对于急需点亮希望之光的众多“草根”来说，小额信贷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我国小额信贷的短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有限，相对于巨大的市场需求目前还只是杯水车薪；二是小额信贷的政策法律环境亟待完善。而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展又依赖于政策法律的修订和完善。
与会者认为，对于小额信贷，社会观念也有必要转变。“卖一双100元的鞋与卖一双1000元的鞋相比，商场付出的劳动几乎没有差别，但后者的回报要比前者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商场不愿意经销低价鞋的重要原因。小额信贷也是如此，其操作融资成本和风险远高于传统贷款，适当的高利率具有合理性，不要动不动给它戴上‘高利贷’的大帽子。”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卞志村教授举例说。
专家认为，公益性与商业性并举的路径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益性小额信贷的长处是能够给予弱势群体即期优惠扶持，但这种模式也有政府支付成本高、运行效率低、强势群体乘机侵占利益、弱势群体增加依赖、容易引发设租寻租、难以持续发展等缺陷。而商业性小额信贷则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只要回报合理、规范运行，正在苦苦寻求出路的社会资本就可以成为小额信贷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为了支持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急需完善一系列政策规章，如利率政策、允许转贷、允许民间资本开设小额信贷银行等。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小额信贷公司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贷款利率应限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内。目前看来，这个利率还是低了，因为与传统银行信贷相比，小额信贷的操作成本、资金风险、融资成本要高得多，如果其利率不足以补偿成本并给资本带来一定回报，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路就难以走远。
还有专家认为，为了拓宽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准入条件，与其他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有助于集中当前大量闲散民间资本，也可以有效打击地下钱庄的发展，规范民间资金交易。此外，还可以考虑允许转贷，即允许小额信贷从大银行批量贷款然后再转贷出去，这样可以把大型银行善于吸收存款、小额信贷公司善于放款的优势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刑法第175条就必须修订，因为按照目前的规定，转贷套利属于犯罪。
李荣国 本报记者 李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