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垃圾上

    东小口是北京北五环外一个普通的“垃圾村”，来自河南固始的农民在这里辛勤地忙碌着。每天数以吨计的可回收垃圾都汇集到这里，分拣、打包，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

    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垃圾梦 

    3月27日，夜晚来临，载满废品的三轮车、货车从城市中心纷纷驶向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东小口村。“90后”货主马胜永站在路口，手拿一个小手电在等待他需要的旧货。“运送到这里的东西都是城市里的人们不要的。”收了两年废品的马胜永说，他们每天生活在这个又乱又脏的地方，帮助城市消化这些废品。

    作为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北京每天产生着数以万计的生活垃圾和废品，这些垃圾和废品通常都运到城市周边的郊区分类处理和回收。多年来，东小口地区都是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集散地之一，700多家废品收购户驻扎在这里，由6条运载货物的主干道连接起来。每天数以吨计的可回收垃圾都汇集到这里，分拣、打包，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 

    在东小口村从事废品回收的人员90%以上来自河南省固始县。从村里大街小巷的河南烩面、固始烧鹅等风味餐馆，可窥见一斑。“我们那里人穷，逼得没办法了。家乡有人最开始来北京做废品回收这个生意，赚到钱了，回去告诉大家，结果大家都跑来这里做这个了。”在村口开杂货店的陈晖站在柜台后面边炒菜边念叨，油锅不断发出“哧哧”的声音。 

    这些当初怀揣着“拾荒”梦想的外乡人，有的已经经营着每天出货量极大的回收站，开着轿车跑业务。但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睡着从回收站里淘来的旧床，每天在废品堆里做着重复的工作，身上沾满污垢，领着时多时少的工钱。

    张新红带着他的妻子、3个孩子还有他的父母在村头开了一个处理废铁的回收站。废钢废铁大多来自北京拆迁的房屋，经他们处理后再拉往唐山等地的工业区。张新红家一年收入有八九万，但一家人的开销也不小。两个较大的孩子在附近的公办学校清河四小上学，虽然是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但因为户口问题，每个孩子要交15000元的捐资助学款。大女儿学习很好，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她得的奖状。张新红打算，大女儿读六年级时就全家搬回老家，用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钱租个门面开家店。因为孩子在北京的升学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这里很多家庭大都在孩子升初中前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而有的干脆全家跟孩子一起回去了。 

    张艳则决定明年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后，继续跟丈夫留在这里做回收废铁的生意。“往年一年能收入四五十万，但现在一年只有20多万元了。”她说，可能是因为这一两年北京的建设少了，对钢铁的需求量也减少了。但他们家的收入在这里仍然算是很高的，大部分包工头一年的纯利润只有四五万到八九万。有废铁回收站的包工头抱怨，现在卖给工厂的废铁价格越来越低，说降就降，工钱倒是越来越高了。收废铁反倒不如那些做纸张、塑料的。 

    跟这些包工头谈到以万计数的收入时的坦然不同，在一家回收站打工的余根方觉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收入。“一个男人这么大年纪了，出来六七年了，到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一个月和妻子两个人只有四五千的收入”。为此，他已经四年不敢回湖南老家了，因为家里还有一个4岁、一个6岁的女儿由他母亲照顾着。他的小儿子在这里读幼儿园，每个月交240元，他自己身体又不好，经常要看病。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仅有的值钱东西是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只有两个台——中央一套和北京科教频道。 

    在东小口村里的打工者中，田华跟王伟拿的工钱算是还可以的。他们在一个塑料回收站里做塑料分类的临时工，一个月能挣到4000多甚至5000多元，挣得比有些老板都多。田华今年25岁，去年刚刚结婚，老婆和孩子都在河北廊坊老家。也许是每天在废品站里风吹日晒的缘故，他从脸上看起来的年龄并不如他实际那么年轻。他的目标是再过几年回老家自己当老板，继续做塑料回收的生意，因为这个“虽然辛苦，但赚的钱多”。

    王伟今年22岁，刚来北京1个月，也许因为还没成家，他没田华那么多压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其实不是为了赚钱才来北京做这个的，主要是为了来这里玩”。

    灰色的童年

    经纬小学一年级的罗文慧，走在村里连接各个废品站的路上，后面还跟着她的小狗“咕噜”。跟以往的每个周末一样，她开始了“寻宝之旅”。看到路边一些无人搭理的废品堆，她蹲下来用手仔细地翻，找到了两个小发卡。发卡虽然沾满灰尘显得又脏又旧，但对颇懂得爱美的罗文慧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她也没顾上擦一擦，就对着旁边货车的后视镜把发卡一左一右地别在头上。因为成天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她的一双小手黑乎乎的，指甲缝里都是泥，但她却喜欢给她的指甲涂抹上艳丽的粉红色指甲油。 

    罗文慧和爸爸、妈妈，还有小狗“咕噜”一起住在这条路上尽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两张破旧的床，一张桌子，一台从家里带过来的电脑，仅有的窗户被一块钉在墙上的布严严实实地遮住，屋子显得更加狭小。她拾到的最得意的宝贝是挂在床头的一个中国结和一个会发光的方块小灯。她不厌其烦地问别人，“这个好看吧？这个厉害吧？” 孩子们手上拿的玩具，大多都是从废品堆里翻出来的。甚至书本，也可以从这里的旧书报回收站找到。

    储光云也在附近的经纬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上小学，爸爸在这里经营铁器回收。像他这样的包工头的孩子，跟这里的打工者的孩子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干净整洁的穿着。虽然家里会给他买崭新的玩具，但他仍然不会放过路边那些意外的收获。他说他最幸运的一次就是捡到一张赠送小浣熊干脆面的卡片和好几个买一送一的饮料瓶盖。他喜欢这儿，但更想念老家，因为他的姐姐还在老家。“以前想姐姐时会用爸爸的手机跟姐姐打电话、发短信。但现在爸爸的手机里都看不到姐姐的短信了，收到的全是讲铁涨价、铜涨价的信息。”储光云说。

    到了中午，孩子们纷纷拿着筷子端着碗站在尘土弥漫的路边吃着米饭。中午11点多，饿得不行的罗文慧决定不等她妈妈下工回来，自己热了点儿剩饭就吃上了。吃完饭，她又活蹦乱跳起来，跟她的3个邻居好朋友在工地里玩起了自己用木板和废音箱搭起的跷跷板。

    等待拆迁

    2010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对东小口镇贺村的一份公示说明里写道：“利用东小口组团剩余用地整体土地储备的方式统筹解决贺村及周边单村、芦村、东小口村共4个村的城市化建设。”

    今年年初，与东小口村相邻的贺村已经全部拆迁完毕。红色的宣传标语挂满了东小口村外面的公路上：“镇级统筹组团回迁，村庄还绿，产业预留”，但这并未在村里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东小口村要拆迁的消息已经传了有一年了，但具体的政策一直没有出来，所以人们大多是静观其变。做塑料回收的李立了解的内情比较多：废品市场跟村里签的合同今年5月份就到期了，贺村都拆了，这里也说拆就拆。他已经在回龙观废品市场为自己看好了一个新的摊位，但地方不如现在的大了，只有四分地，小了将近一半。如果真的要拆迁，他就马上搬过去。如果又拆不下来，他就继续安心待在这里。大部分货主和包工头已做好打算，把废品回收市场整体搬迁到别的地方。打工的人大都打算跟着老板走，废品站迁到哪儿，他们就去哪儿。也有些人正好想趁这个机会不再做这么又脏又累的活儿了，在北京找其他的活儿或者回老家。禹其荣带着女儿在北京看病，每天在这里四处打零工以赚些生活费和女儿的看病钱。想到可能拆迁，她担心的是“到时大家都各奔东西了，我们娘儿俩住哪里呢，以前熟人多，零活儿好找，以后就没人找我做了”。 

    没人知道新的地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又脏又乱而且影响环境，没什么地方愿意接纳这个产业。老板们也清楚无论如何，北京这个大城市是需要他们继续来做这份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