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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出版社打字室组长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儿子被捕；1938年，杂志编辑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丈夫被执行枪决。两个苏联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索菲娅正是利季娅笔下的一个人物。
丈夫被镇压后，利季娅于1939年至1940年期间创作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部短篇小说。
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这样的故事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频繁上演。回忆及反思那段非常时期的文章很多，然而，不同于那些时过境迁后的追忆与还原，这个故事是“在这里、在那时”写成的。它证明的是，面对随时存在的监禁与流放，仍有一些人拒绝唱赞歌。
对大多数像索菲娅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世界本来简单而美好。丈夫去世后，她在列宁格勒一家大出版社找到工作，还被选为“非党工作人员”代表，在重要会议上发言。她的独子科利亚是忠诚的共青团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机厂当技师，还因为研制出插齿刀的制造方法而上了《真理报》头版。直到有一天，“大清洗”开始，“法西斯间谍”和“恐怖分子”原来就在身边，先是儿子的教父，然后是印刷厂经理，接下来是出版社社长，终于，轮到她的儿子。
起初，索菲娅坚信儿子是被误捕，相信国家很快就会调查清楚，就像很多人认为“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人”那样笃定。利季娅将索菲娅塑造成“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形象。她想借此表明：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
但索菲娅在等待中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这期间，她失去了工作，一位同事自杀，她依然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被审判，被关在哪里，是否还活着。索菲娅的信念终于崩溃，她假想着儿子被无罪释放，回到工厂，还要去克里木疗养。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与索菲娅相似，利季娅为了打听丈夫的消息，在列宁格勒市的监狱外一天又一天地排队，无望地等待着。她的丈夫是天体物理学家，1937年被指控参与反苏活动而被捕。在这段时间里，利季娅遇到了诗人阿赫玛托娃，后者的丈夫被判处流放古拉格群岛10年，两个人就这样在队伍中相互扶持。因此，《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中一些细节很可能就来自她们的亲身经历：人们低声交谈，往往只说几个字，“您家里人什么时候抓走的？”“还有什么地方能打听消息？”“叫到几号了？”在另一个队伍里，很多人手上拿着白条，这是“流放证”，那里只能听见3个问题，“您上哪儿？”“您什么时候走？”“您的财产没收了没有？”
就像俄国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里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被捕或失踪的朋友或同志，同事或邻居，并由于他的过失而难以得到信任。许多人都准备好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每天夜里小心翼翼地听着电梯的响声，担心下一个被捕的就是自己。
据苏联解体前官方披露的数据，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时期，有200多万人受到镇压。苏联文学界和艺术界在此期间受到重创，不是被杀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消灭，而且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最后死在海参崴，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采取了一种“更符合当前苏联官方要求的新的作曲风格”，此后他只在两种情况下才被招来：定制作曲，还有忏悔。
利季娅和她的作品本身也命运多舛。小说写好后，她把它保存在一个朋友家中，这位朋友在“二战”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饿死了，死前把笔记本交给妹妹。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寄到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编辑看后很赞赏，认为小说“揭发了个人迷信”，并预付了60%的稿酬。然而政治形势突然回转，“上面”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错误已经纠正，没必要再往伤口撒盐。小说因此无法出版。1965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巴黎发表，利季娅的作品因此被禁止在苏联境内出版，她本人于1974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那时，在苏联，作家作为一种依附性角色存在。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在《苏联的心灵》一书中总结，出版界的第一要务是提高公众士气，不断明确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要求对苏联的新主题进行集体创作，并推崇苏联时期的英雄人物。那时的文学主题大多是战斗、农场和工厂车间。很多人唱过赞歌，其中包括被视为“苏联良心”、解救了很多作家的高尔基。利季娅也承认自己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家真心相信斯大林，就像索菲娅相信“我们国家不会平白无故关人”一样。1935年，爱伦堡回国时，不理解当斯大林出现在一次会议上时爆发出来的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喊叫，他尝试说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情感。“大清洗”时期，他有一次在散步时遇到了后来出版的《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站在雪堆里说：“要是有谁能把这一切告诉斯大林该多么好。”
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仍有一些苏联作家在写作，不让自己湮没在不可挽回的历史中。写作不仅仅需要自由开放的社会，更需要作家内在的自由感。对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部小说，利季娅曾这样说：“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从上面这个略显冗长的故事中发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地方。比如突然消失的身边人，对夜晚楼梯声响的恐惧，文化人士为自保或出于利益考虑而大唱赞歌，莫名其妙的牵连……在过去某个时期，这些事情确实也曾出现在我们身边。但略有不同的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中文译者蓝英年认为，中国似乎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新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也大都是后来写的。蓝英年总结称:这是思想改造的“成果”,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与苏联不同。
还是回到利季娅的故事来吧。在一次批判会议上，有人问利季娅，她是怎么知道对待异见分子的那些事情，“为什么这些发生在你身边而我身边却没有发生？”利季娅回答：“我不知道，也许你住在一座岛上。你用了特别的方法让自己不去看到。”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