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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告诉我们：总统是靠不住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商品才能找到恰如其分的市场价格。这二者显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没有市场的力量，单纯的道德不会成为自我改革的动力。
财政预算公开的发展历程，就典型而形象地说明了上述道理。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近期出现了点滴进步，其表现之一就是，公开渐成各方共识，但共识却显然并不简单等同于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据媒体报道，目前预算公开暴露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不宜公开”的预算归入了“其他支出”；二是预算账本出现了“双轨制”，也即一个用来公开的账本依旧云山雾罩，另一个“内部交流”的账本则更为详细。
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不难理解。目前对于预算公开并没有过硬的制约，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表述，如果没有让“原则性”落实为“现实性”的运行机制，那不过依然是纸上的郑重其事。坦率而言，当前预算公开之所以有些许进步，依然缘于自上而下的压力，说到底还是中央决策层的推进。可即便如此，中央各部委以及各个省级政府和下属部门的预算公开，仍然难尽如人意。
作为政府的财政预算，其中也确有许多囿于特殊原因的“不宜公开”。但虑及我们有特色的国情，正常的“不宜公开”以及正常的“其他支出”，大体变味为托词和遮羞布。如此论定当然也有以偏概全的偏颇，可就算我们完全相信行政的职业操守，拿这么一本稀里糊涂的“其他支出”来公开，却也实在说不过去。从报道的情况看，许多地方的“其他支出”已经占到了预算的相当大比例，究竟有什么预算不便明说而非要“其他”不可？如果是“秘密信息”，这秘密也有点太多了吧。正如公共利益这个原本清楚的概念，却被弄得不明不白一样，许多所谓的“秘密”也不过是狐假虎威的托词。
而从现实看，那些用于“内部交流”的较为详细的预算账本，也很难说就是完全清楚的。既然公开可以有所选择，“内部交流”同样可以有所选择。在以行政级别区分公开程度的情况下，所谓的账目清楚，注定都是相对的。
当然，人们也理解，完全的预算公开对于任何行政部门都是不可能的。而在当前的现实之中，我们暂时也只能寄希望于由上而下的以行政级别为准的强力推动，逐步实现更为扩大的公开。从本质来说，这种行政主导的公开也是一种博弈的结果。所谓内部民主，其意就在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没有这种体制内的博弈，预算公开走到今天这一步，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如何生成公开的动力？所谓有需求才有供给，需求不振或者需求根本就被压抑，供给岂能自动地产生？从经济学的角度，预算信息这种供给，其实是被行政所垄断。垄断的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行情和价格，根本无需赘言。
说到底，当前预算公开的尺度，经济学的解释依旧是行政定价。充其量，不过是行政定价为主导，内部有限的市场定价为补充。在这一点上，预算公开的进程很有点类似于发改委和那些垄断巨头的关系。你不能说市场化不是他们的追求，但什么样的市场化，以及如何市场化，至少在目前，却不是市场说了算。
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