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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一份《新兴经济体蓝皮书》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其中一个预测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几乎同一时间，一幅苏富比拍卖行的股价走势图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走势图显示，在过去20年里，苏富比的股价出现过3次大的巅峰与随之而来的暴跌。其分别对应的历史事件是日本经济危机、互联网泡沫与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自2010年开始，苏富比的股价又一次急速攀升，甚至已超过历史最高点。当然，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一次的巅峰以及拐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但有经济学家指出，“纪录一次次被刷新是因为有来自大陆的藏家成堆地扎在纽约、伦敦以及香港的拍场中”。
饶有意味的是，制图者在这一次高企的指数旁标注了“CHINA？”的字样。
坦白讲，相比于《蓝皮书》中提到的可喜信息，我更乐于看到走势图中的报警信号及其所表达的忧患意识。
的确，中国在变强。尤其是在整个世界仍处于金融危机阴影的背景下，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表现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自证其强大。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已经为“第一”做好准备了？
4月11日，中国质量信用峰会上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披露，每年我国因为市场失信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人民币。
话题由此引至一个经济学名词——制度成本。简言之，即由于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所增加的交易成本，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范畴则包含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机制不畅、市场行政规制过多、政府越位成为市场主体等项。
学者陈志武曾分析过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与其市场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制度成本的高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但在中国却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市场制度结构并不完善，却长期保持高速的GDP增长。陈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依靠自身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冲了其制度成本；二是相比于高度依赖信息披露机制透明的服务业，以实体交易为主的制造业对制度成本的依赖程度较低。
陈志武进一步的分析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未来“人口红利”终将殆尽的大背景下，市场制度成本的高低将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深化发展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去探讨，社会中对中国经济现状判断的某种高调心态似乎并非一种良性思维，起码在这个转型期里，诸多层面，我们仍不难觅得市场中制度成本高企的现实。
比如，频繁的行政干预市场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去年经济学家王小鲁得出结论，仅2008年，就有高达5.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没有出现在当年的统计数据中。
比如，仍不乐观的创业环境。世界银行一份针对85个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经历的工作天数中，最短需要两天，最长需要121天，而中国内地则需要111天。
回到中国2020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积极预测。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中国并非全新的经济物种而只是遵循了某种发展模式，无论是1955年到1975年的日本，还是1965年到1995年的台湾与韩国，都曾依靠外向型经济保持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随即进入发展的瓶颈期并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去判断未来与警惕风险，并可以相信，完善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制度成本，从而适应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
当然，这并非易事。数年前，学者林毅夫与杨小凯便有过学术争论，林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不需要重复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而杨则认为，正是由于可以轻易用技术变革代替制度变革发展经济，才缺乏动力在市场制度环境下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改革，让人误以为“法治有没有，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长此以往“后发优势”将变成“后发劣势”。
学者吴敬链也提出过“制度大于技术”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也可能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天堂似乎触手可及，但保持对制度滞后的警惕与批判，却是我辈当有的谨慎心态。因此，当看到近日一家美国媒体撰写的文章题目《西方看中国龙吞咽世界》时，我想起的却是西方神话中那条被称为“自我吞食者”的衔尾蛇。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