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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身为影视传播学著名学者，尹鸿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别扭，在他的体检表格里，工作人员把院系一栏的“传播”填成了“船舶”；著名社会学教授李强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所主持的讲座有可能不会特别火爆，之前还需要通过大幅海报、BBS等多渠道进行“预热”；作为著名宪法学学者，王振民为了给学生颁发证书，不得不“私刻公章”，还被人怀疑要干坏事，原因是他所在的法律系暂时没有公章。
前些年发生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故事，真实而尴尬。毕竟这所大学的文科传统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清华，在公众认知中变成了“以工科著称”。
1952年，清华经历了一场院系调整，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陆续被调整到其他院校，从此由多院制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开始肩负起培养“红色工程师”的使命。
因此当这所大学开始恢复文科时，用得更多的词不是“建立”或“成立”，而是“继承”、“复建”和“香火传承”。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贺信中，甚至用“从劫灰中浴火重生”来形容。
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这一百年中，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清华学堂，又壮大为清华大学。而她所身处的国家，经历了混乱、战争、新政权的成立，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
研究者称清华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实际上，清华文科传统的修复，也与这所大学在一个日益平衡和多元的社会中的定位息息相关。
在不久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宣布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谢维和的话说，“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离去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是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被引进到清华的。当时，由于新闻与传播学院尚未成立，他只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传播系任教。临行前，有师大同事劝他：“清华是不错，但文科比我们差远了，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这番劝说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当时主管文科的校领导，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至今还记得这样一组数据：根据《科学技术管理》1997年发布的中国大学1995年评估材料，清华大学的文科排名仅为122位，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综合性大学，也明显落后于一些理工类甚至纯工科院校。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介绍说，自从院系调整后，清华的中文系、外文系、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被并入其他学校，就连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也被调拨出去，至1958年共向外校调拨图书超过18万册。
偌大的清华园，当时唯一与文科沾边的恐怕只有音乐室，以及图书馆馆藏的30万册珍贵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文科，困难可想而知。李强现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但他记得，2000年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只有8个编制的指标。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也回忆道，1994年法律系招收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连硕士点还没有，“我都害怕办不下去了”。
如今，王院长坐在“明理楼”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这座建筑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大楼，始建于1997年，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定名。这让清华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独立办公大楼的法学院，也成为第一个拥有独立的法律图书馆的法学院。
更让王振民津津乐道的是布置在走廊上的“法学院历史”。在这些紫色边框装饰的展板上，既有国际法大家王铁崖，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长端木正，还有在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以及参与二战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等。他们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王振民的说法，清华的法学教育基本是与这所学校同步成长的。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年代，大约有2.2%的留学生攻读法律。及至192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即为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当时的法学院，除了法理学系、政治学系，还有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包括钱端升、张奚若、程树德等许多知名学者皆出自清华法学院门下。
1947年入学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发表演讲时说，自己读书时常到张奚若家中，坐在地上听这位“民国炮手”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这位电机系的毕业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
就在他毕业的1951年，教育部召开会议，表示全国工科系共有教师3097人，学生32597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急需的至少15万人的规模。
一方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学习苏联集中计划的教育模式，1952年6月25日，当时的国家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于当年的9月19日正式结束，共成立了8个院系和22个专业。
那些代表学界一流水平的文科和理科相继调整到其他高校。文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院长金岳霖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吴组缃到北大开始了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法学院则被合并到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首任院长是钱端升。原来的院长陈岱孙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是当时少数能够保留西学思想的学科之一。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由于社会学科被撤销，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张奚若则从这一年起，担任了7年的教育部部长。
事实上，当时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在“文革”爆发后。1968年，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复建
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科学者离开清华的心情，正如无法准确评估这一调整对清华乃至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来还是非常痛心。”她说，曾在这里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的父亲，把清华当作“安身立命之处”。
时至今日，冯友兰的弟子陈来还记得，这位著名哲学家在晚年对自己说过，“在清华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听这话时，陈来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作为北京大学1976年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和第一届博士生，他也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大弟子。巧合的是，张岱年也是在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调入北大的。
出于这种渊源，2009年陈来应邀担任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院长时，他用“反哺”来形容自己的任职：“我本来就是清华血统里成长起来的。”
类似“反哺”故事在清华文科的复建中屡见不鲜。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位曾经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学者，针对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两科，不能适应学科交叉发展的情况，建议具有良好文理传统和工科基础的清华大学建设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这封信无疑成为清华文科复建的节点之一。陈云将此信转给清华，清华党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表示“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工作的失误主要是社会科学方向的失误造成的”。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一年，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陈来，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该报同时配发评论《干部队伍结构发展与发展大学文科》。
这篇文章道出了清华文科复建的初衷。和多年前院系调整的目的一样，此举是为了“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作为一所向来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大学，清华决定不只培养“又红又专”的水利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还要培养“具有一定理工科专业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
1983年，清华大学以《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文科的全面报告》的形式向教育部党组做了正式汇报。其中这样描述增设文科的意义：“有利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别具意义。1984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了这个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竹竿与木桶
同样是这一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出版，《百年孤独》也被引进出版……“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位经济管理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回忆说。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将自己定位为“以工科为主，理、文、管理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文科，回归加速。
如今已退休的胡显章，依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各个文科院系成立的时间表：1978年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1979年成立文史教研组、教育研究室和经济管理系，1983年复建外文系，1984年成立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学院，1993年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复建法学院，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0年成立公共管理学院，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一连串的时间背后，是一连串著名学者的名单：哲学系主任是著名哲学教授万俊人，历史系有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著名学者秦晖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此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有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胡鞍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是《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美术学院更是有著名画家张仃、吴冠中等一批名家……
对这种名家齐聚的局面，王振民深有感触。他说，今日清华法学院同老法学院相比，同样“群星璀璨”：除了商法学教授王保树等，还有一位冠名法学讲席教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
这样的局面凝聚着许多文科复建者的心血。胡显章回忆，自己在1996年参加了全国文科大学校长会议，发现文科不受重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位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坦言，文科发展排不上队，还有校领导说，“你们文科不就是研究研究《红楼梦》怎么回事吗？”
在颇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情结”的清华也是如此。据说，在学校领导的班子会议上，还有人提出：“你们文科不就是出几本书吗？搞那么多的系、所、中心干吗？”
1985年，清华首次提出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3年后，清华大学文科工作委员会成立。1998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表示：“按综合性的模式进行学科调整和建设，在发挥工科优势的同时，改变单纯为加强工科而建设理科、经管等学科的‘小综合’的狭隘观念，逐步树立起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综合’观念，使理科、经管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主流方向上有不同程度的建树。”
然而有一种论调在校内流行起来：清华成为世界一流不是靠文科，理由是建世界一流如同从高树上打枣，取决于最长的竹竿，这只能靠理工科。
对此，胡显章提出了“木桶理论”，即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整个综合性发展是制约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这就是所谓的木桶与竹竿之争。后来经过交流，大家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木桶”、“竹竿”都要，而且文科也应出长竹竿。
一锅与一人
无论是竹竿或木桶，都要从基础做起。1994年，法律学系开始筹建，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担任筹建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法律系连间办公室都没有，教工“差不多只有两三个人”。
这种尴尬放大到全国也是如此。“文革”期间，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基本上停办，只保留了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学）系。及至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专业的法律人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进一步刺激了法学教育办学规模。
清华法律系正是为了适应国家“依法治国”的需要而重建。为了尽快招揽人才，当时的法律系书记李树勤还总结了三种“请人”技巧：要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要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劲头，要有孔明七擒孟获的胸怀。
胡显章又追加了一条，那就是要有“程门立雪”的精神。这是他在1996年邀请民法学教授马俊驹加盟清华的感受。当时，这位民法学家刚刚调入中国政法大学，还住在位于昌平校区的宾馆里。
在法律系领导第一次邀请他未果后，胡显章亲自出面。那天，一行人在宾馆外面等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胡显章开玩笑说，这是所谓“程门立雪”。不过，这次马俊驹还是拒绝了清华的邀请。
最终，胡显章找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开口就说：“当年我们一锅端给了你们，今天我们只要你们一个人。”当马俊驹最终加入清华时，他幽默地说：“你们就差绑架我了。”
这种诚意感动了很多人。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和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吃饭时，这位校长当场背诵出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刘东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复印纸，上面写的正是这句话。
尹鸿也记得，最初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学校非常重视，在学院的名称和架构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为此，清华专门派了一个考察组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考察，考察组回来后，还专门写了份很长的报告，其中提到国外一流新闻学院如何架构，名称定为新闻系、传播系或者传媒系的各有多少。最终，清华确定下来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名称，在学院的架构上则主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
校训与院训
从外面借鉴，让清华文科的发展受益匪浅。同时今天的清华文科，也极看重与历史血脉的连通。陈来说，自己虽然是加入清华行列的新人，却是回到了精神的家园，是对学术之根的回归。“对于我以及很多北大的文科老师，清华传统是我们学术精神的家园，我们身上有很多来自清华传统的东西。”他说。
他记得，自己1990年时一度有意到清华教书。当他询问老师张岱年时，对方几乎是满口的支持：“去清华也挺好，你还可以在北大兼课。”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张岱年逝世后，将藏书捐赠给了清华大学。
在刘东看来，历史的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他说，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前辈学人以其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这一渊源，虽然多年前在清华中断，但并不意味着香火的熄灭。刘东援引了梁启超当年为清华所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联系到国学大师饶宗颐为新近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书写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院训。“这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他说，“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包括胡显章，每当在工作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立感”时，就常以“应当给清华的发展历史以交待”来给自己打气。这位清华精密仪器系的毕业生，开始研究起清华的历史尤其是文科的历史。
已故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很早就开始整理、总结清华传统和精神，梳理清华人文学科的历史和使命。在这位清华文科复建的开拓者之一看来，精神层面老清华的文化特质，不仅体现在中西文化的会通，也体现在古今、文理的会通。
自称在北大读书期间很少来清华的陈来，也开始研究清华国学院的历史。他注意到1926年清华毕业生献给母校的“人文日新”一词。这四个字来自《周易·彖传》的“观乎人文”和《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这位著名的哲学史学家忍不住说：“今天我们怎么来诠释这一广义的‘人文日新’呢？我以为，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发展和不断提升。”
他进一步将这句话与清华百年的发展联系起来：“科学精神在清华已经牢固树立，发展卓越，而在清华迈向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更重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平衡发展，使得清华‘人文日新’的面貌在世人的心目中更加清晰！”
百年归去来兮
如今，尹鸿在清华园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误认为“船舶系”教授了。甚至于，在校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时，他和那些经常在媒体上就社会问题和现象发言的老师，都会被医生们认出来。尹鸿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已跻身国内同类院系前五名。
坐在清华大学丙所里，李强则笑眯眯地谈起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在1949年之前，这里是学校教务长的住所，旁边是校长所住的甲所和秘书长所住的乙所。他曾经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共同进行了“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改造工程”。下一步，他还计划和经管学院进行合作。
他所领导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专业涉及到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全部文科学科门类，共有8系、4所、3中心和29个机构，共有博士生导师87人、硕士生导师150人左右，业已跻身学界前列。
根据《科学技术管理》发布的中国大学2010年评估材料，清华文科已升至第6位。在英国UK-QS国际学科评估中，清华的社会科学2009年位居43位，艺术与人文科学名列53位。
从学校的整体格局来看，清华文科的建设与清华本身的发展早已紧密相连，按照前校长王大中的说法，即“没有一流的人文科学，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2000年，清华文科的日常管理机构“文科建设处”成立，引进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规划处处长任首任文科处处长。2006年，《清华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其中提出要“稳定持续地支持文科建设”。两年后，校长顾秉林强调，文科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这些看得见的数据，文科对清华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滋养。“文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文科本身会发酵。”刘东说，“更何况文科更是目的，而理科才是工具，因为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教人，否则你教育得再好，他也可能替萨达姆服务。”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才算成功了？”刘东不禁畅想说，“就是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你看他的面容和举手投足，有种君子之风，如果清华走出来的同学既有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有国学的气质和底蕴，那么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今后中国有价值的建设者。”
这当然也是百年来清华培养人才的目的。1911年成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那批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年轻留学生中，有闻一多、罗隆基和萨本栋等人。1925年成立大学部，1928年变为国立清华大学，北伐战争中、学生运动中，都有清华爱国青年的身影。后来以“科学救国”而著称的清华物理系，则培养出了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等“两弹一星”功勋者。
及至1952年院系调整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提出了培养“红色工程师”的说法。蒋校长不只希望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希望“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多年后，当这所大学恢复文科时，首先考虑的依然是“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正如王大中所说的那样，清华要突破以往主要参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因为清华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国家对清华的期望，“远比MIT之于美国要高”。
那些当年离开的文科教授们，很难想到自己还会有回来的一天。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上，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宣布，将父亲的两万余册藏书捐给这个新学院。陈岱孙被聘为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据说这位一代经济学宗师在弥留之际，突然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对于这些故人来说，最难忘的建筑之一可能是清华学堂。这座始建于1909年的小楼，早在清华之始就投入使用。她曾经被用作学生宿舍，也曾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最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25年，这一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考古学家李济、文学教授吴宓开始在此教书。
如今，这座两层小楼的远处，有一栋红色的三层小楼。这个名叫“立斋”的建筑物，是如今清华国学院的办公所在地。就在它们之间，有久负盛名的大礼堂。在这座始建于1917年的建筑里，即将留美的孩童们憧憬着大洋彼岸的美丽新世界，爱国青年们讨论过“一二·九”运动是否该上街游行，来访的外国总统站在讲台上进行过演讲。
无论如何，有一样东西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礼堂内穹顶上的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人文日新”四个大字。
本报记者 杨芳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