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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至今仍然争执不休：杀死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的凶手，究竟是极左革命者还是极右保守派？
这两伙人都恨斯托雷平。恨之入骨。
斯托雷平对革命者的镇压，可以用残酷形容。由于树起的绞刑架过多，人们为这些凶残器具取了个名字叫“斯托雷平的领带”。提起斯托雷平来，后来的苏联革命历史学家可谓咒骂连篇；但他改革的力度又实在是大，虽只局限于经济上，但已经让旧贵族们感到窒息，在沙皇面前偷偷说他坏话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他希望走的，是存在于强大的旧利益获得者和激进的革命党之间的一条狭窄的、平缓的道路。由他主持的著名改革，就在这样的思路下迈步：一方面，采取高压对待一切革命乃至示威的苗头；另一方面，用同样的铁腕手段给农民送去他们所渴望的事情。
斯托雷平亲眼目睹过1905年前后农民起义的凶猛，因此，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对国家来说，无论什么都不如农民起义可怕。同时，他又表达这样的意思：要使政权平稳，必须给农民平等地位，并让他们在经济上获益。
但他上台之时，1905年革命阴影仍在，沙皇和贵族要求社会结束动荡，斯托雷平本人也认为，安宁是改革推行的首要条件。因此，对革命的镇压，成为他绝不放弃的统治方式。
不但如此，他对当时中间派知识分子普遍追求的政治改革不屑一顾，已经成立的国家杜马（即议会），他丝毫不放在眼里，若有什么改革问题谈不拢，他的处理办法就是解散杜马。
就连他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努力，也是强硬的甚至武断的，采用的是行政命令式的方式，而不是像此前的改革派设想的那样，先推动政治改革，再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讨论经济等问题。他强行推广移民政策，命令农民向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等地区迁移开发，并为取得的巨大成效而沾沾自喜。
这手段如此强硬，以至于刚刚下台的、推行了几年改革的前总理维特哀叹，这样下去，革命怕是不可避免了。
维特一语成谶。后人反观斯托雷平的改革，虽然多半承认他以改革对抗革命的意图良好，但很少有人认可他的具体措施。对革命的镇压使他不得不大力依赖警察制度，一次次流血，无异于为以后的暴力革命埋下仇恨种子；而他推行改革政策的方式，并不是民主而温和的，反倒是粗暴的。结果，本来因他受益的民众，开始反感这种推行方式，纷纷逆反，成了民粹和革命的拥护者，同时，被他损害了利益的贵族，则越来越倾向于军事化的独裁。
两股戾气冲天的力量往中间挤压，斯托雷平再铁腕，也无济于事。
斯托雷平性子强硬。早在1907当上总理大臣之际，他写下遗书，宣称“我在哪里被杀，就埋在哪里”。他到农村平乱，遇到刺客，曾经解开大衣，让对方不妨当众开枪。
如今看来，作为一个试图避免革命推进改革的政治人物，他无疑过于自信。他既轻视了民间在高压之后一旦反弹时的巨大破坏力，也轻视了仇视改革者乃至沙皇本身的保守力量。而另一方面，他临危受命，接手一个千疮百孔、焦躁不安的社会，恐怕也没有太多选择——温和改良的路子，已经在1905年革命之后被堵上了。
事实上，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不能说没有成效。当时，俄国农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民获益颇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发，市场也开始逐渐成形。然而，斯托雷平的悲剧就在于，经济上的成就，并没有换来他设想中的社会安定。相反，由于过于重视经济改革，却忽视甚至压制日益高涨的政治改革需求，他一方面触怒了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又没有争取到改革获益者的支持，反而为革命搭好了温床。
他尽管崇尚法治，相信国家暴力，却最终被暴力吞噬。他自己并没有看到几年后的革命，但许多人都承认，他一死，俄国改革无望。正如索尔仁尼琴后来所写的那样，1911年在基辅剧院射向斯托雷平的两颗子弹，可以视作6年后席卷俄国乃至半个世界的革命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