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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主导模式有点像“伯乐相马”。规定干部任免是在党委的常委会或全委会上集体决定，可是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决定的。我们应在更短时间内、更大范围、更彻底地实施竞争性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干部任用模式从“伯乐相马”转向“规则赛马”。这才是我们解决用人腐败的根本之道。另外，在“民主测评”中，不应只有某些级别的干部才有发言权，我们要让单位里所有了解候选人的人都参与其中，扩大民主推荐的范围。
今年被称为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进行新一轮换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换届工作也将陆续展开。为了保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明确提出“5个严禁、17个不准”的纪律要求，保证换届风清气正。
“我们应在更短时间内、更大范围、更彻底地实施竞争性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专门发文提出“5个严禁、17个不准”，表明国家高度重视这一轮换届，以及惩治不正之风的态度和决心。要从根本上杜绝用人腐败问题，还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模式从“伯乐相马”转向“规则赛马”。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应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5个严禁、17个不准”？
任建明：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得靠加强监督检查。但同级部门之间很难实现监督，主要采取的还是自上而下的监督。经过这些年的监督体制改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可行的方式，比如巡视制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巡视制度，一方面检查换届工作的流程安排是否有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针对换届工作，开辟专门的监督网络或电话，充分收集外部和内部的监督信息，基于这些信息进行针对性的核实调查。
但监督力量不足可能是一个问题。我国有300多个地级市（州、盟），近3000个县级市和县，无论是中纪委、中组部，还是中央和省（区、市）两级的巡视机构，估计都没有足够人力在短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监督任务。
中国青年报：您的意思是换届中的不正之风无法完全杜绝？
任建明：也不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直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改革创新。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主导模式有点像“伯乐相马”。规定干部任免是在党委的常委会或全委会上集体决定，可是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决定的。比如被判刑的黑龙江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就曾买官卖官，是个人决定干部任用的典型案例。
我们怎样彻底解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问题？这些年，我们的改革有两个大的具体方案，一是“公开选拔”，比如中组部机关前段时间面向全国选拔厅局级干部，各地也都曾先后拿出一些岗位进行公开选拔；二是“竞争上岗”，就是在部门或单位内部选拔任用人才，只有内部的人有资格参加竞选。这两种模式都属于竞争性的制度选拔，跟“伯乐相马”模式相比，有质的改进。
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但进程过于缓慢、适用范围也有限，我们应在更短时间内、更大范围、更彻底地实施竞争性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任用模式从“伯乐相马”转向“规则赛马”。这才是我们解决用人腐败的根本之道。
中国青年报：有人担心，竞争性选拔会使拉票等不正之风增多。
任建明：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与其成本高昂地限制这种私下活动，还不如给他们一个公开竞争的舞台。比如笔试、面试、大范围的民主测评、公开演讲报告自己的施政计划。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忙着发短信、打电话拉票了，他得把稀缺的时间拿去学习、准备面试、实地调研和准备施政计划。
面试内容也可以有些变化，比如你要竞争当省委书记，那面试就是给你一个月时间拿出一个施政纲领。评委可以有专家，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要有群众代表。这些评委可以从几百人的名单库里临时随机抽出来的。这样候选人就没办法私下打招呼、拉关系了。这个过程还可以在电视或网络上直播。
中国青年报：要实现这一制度困难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任建明：其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只要党和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和敢于放权的气度。少量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现在已经采用了公开选拔制度。何时能够公开选拔县委书记、县长，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因为乡镇在几级政府里是影响最小的，到了县一级影响就比较大了。
中国青年报：近日，山西省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让群众随时反映当地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换届工作中信息公开的问题？
任建明：现在公开的信息还比较有限。在候选人的简历公开上，也有不少工作可以做，候选人的履历信息可以更丰富、活泼，好让群众了解这个人。另外，干部选拔任用的具体程序和过程也应该公开，让大家知道什么时间要做什么工作。第三是要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适当征求和吸纳广大群众的意见，比如对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可以在网上搞一个“群众信任投票”，作为决定任免的参考。在整个过程中，群众还可以对候选人进行监督或举报。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现在的举报机制怎么样？
任建明：还不是很健全。比如山西公布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电话，就很难有效执行。毕竟领导们都担负了很重要的责任，非常忙。他接电话又不专业，很难把信息正确地记录下来，更没办法去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不过，山西做法的主观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们有决心和勇气去做这件事，希望把换届中的不正之风控制住。
一些地方可以建立专门接受举报的机构。为了保护举报人，我们可以采取“准实名制”，让专业人员把举报人的举报信息记录后做匿名化处理，然后交给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查看核实举报信息。
中国青年报：有人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调整到新的岗位后，会有新的发展思路，会将原来领导的发展规划当作“旧账”、“坏账”挂起来。您有同感吗？
任建明：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建立“责任政府”。如果前任领导不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着想，后任政府也不将前任未完成的责任传递下去，就会带来很大问题。这会导致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不满，信任度越来越低，这个账最后都会算到党和政府的头上，累积起来后果会很严重。
如何让“新官”不忘“旧账”呢？我认为，应建立一套“届际”责任机制，让本届政府不能不负责任地制造历史问题，又让下届政府必须解决往届留下的历史问题。比如不少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几年时间就把地都卖完了。土地是个稀缺资源，用完了就没有了，下一届的政府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规定一届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出让储备土地的10%，这就会激励政府更多地储备土地。我们还要规定，所有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政府的责任，能不能解决、解决效果如何也算作它的政绩。
中国青年报：有专家提出，当前领导干部中“老好人”越来越多，遇事不辨是非、不讲原则、唯求一团和气。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让真正有能力的人在换届中得利？
任建明：这跟我们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有一定联系。一些地方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会将“民主测评”作为重要依据，而大多数“民主测评”就是简单的“信任投票”。只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就是问你“支持”还是“反对”。这样一来，推荐者很容易投人情票，候选人为了过“民主推荐”关，也会助长“老好人”主义。你给大家多搞点福利、多盖点房子，少批评人，别那么坚持原则，大家当然就高兴。现在领导做“老好人”的越来越多，坚持原则的越来越少，因为坚持原则总会得罪一些人，人家不满意就不会投你。
我看到有的部门或地方在“民主测评”上有一些改革，改进了测评的指标、方式，不再是简单的打勾了，而是让大家对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等指标按百分制进行打分。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明目张胆地送“人情”情况。还可以采取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办法，剔除异常分数。这种测评方式就相对合理，比较客观。
“民主测评”中，不应只有某些级别的干部才有发言权，我们要让单位里所有了解候选人的人都参与其中，扩大民主推荐范围。
本报记者 肖舒楠 实习生 刘诗旖
